NBIC会聚技术的“后人类”议题

摘 要：随着会聚技术的兴起，在欧美各国引发了“后人类”热议。“后人类”技术的“善”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恶”的效应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技术主体——类的消解以及技术客体——技术异化诠释了其负面价值。在资本逻辑推力下，后人类主义借助于高新技术手段，一路高歌猛进，书写了“后人类”技术调控难题的沉重画卷。在发展会聚技术的同时如何调控好它，将是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NBIC会聚技术；后人类主义；类的消解；技术异化；资本逻辑

NBIC会聚技术是主导21世纪技术革命的新兴技术群，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技术革命，产生比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由此必将引发极其严峻的各种社会问题，“后人类”议题就是其一。

一、会聚技术引发“后人类”热议

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后人类”思潮萌芽。马克思·莫尔、雷·库尔兹韦尔、克温·凯利、彼特·斯诺德谛克和凯思·安塞尔·皮尔森等学者以科技为基础，通过理性的思考后提出“后人类”思想。随着旨在提升人类能力的NBIC会聚技术的兴起，在欧美乃至于国内学界引发了当代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会聚技术的“后人类”议题的大讨论。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影响》中所说：“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类的本性，从而把我们引入‘后人类的’历史时代。”①关于学界的热议，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后人类”？“后人类”具有什么特征？“后人类”进化的方式怎样？“后人类”离我们有多远？

埃德·里吉斯在《科学也疯狂》中把“后人类”称作“后生物人”。里吉斯认为，利用技术使人和计算机连体，“后生物人”将扬弃人的肉体和易变的情绪而达到不朽的超人状态。这种“后生物人”为了防止被干扰而消亡，还可以拥有自己备用的拷贝以达到永生。尼克·博斯托罗姆认为，“词语‘后人类’和‘后人类文明’被用来指示某个我们在将来某一天可能达到的、技术上被高度武装的人类社会，这种人具有更高的智力和体力以及更长的生命周期。”②国内学者佘正荣提出：“后人类指的则是已经完成了从自然进化到技术的人为进化过渡的人类，他们虽然是人类的后代，但是已经进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不再是人。这些后人类的存在物在体能、智能、力量、记忆、健康、幸福和寿命等所有方面，必将远远超过目前的人类。”③宋秋水也认为，“后人类被设想成为人体和机器、人脑与电脑的结合体，它可以是机器人，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信息状态”④。总之，所谓“后人类”，是指人类以当代高新科技为基础，凭借大尺度想象，将纯粹的自然人进行设计、改造、升级后，产生的一种智力高度发达的“新型人类”。这样的“新型人类”可以不再需要食物、掩蔽处和性，他们在机器和网络中实现身体的不朽。“后人类”被认为代表了人类的演变方向。

“后人类”之超越于现今人类的、根本不同于现今人类的特征有二：第一，人的自然进化被人工进化所取代。人类不再以自然生育作为繁衍后代的唯一方式，而开始用技术手段制造新人，是后人类的首要特征。“后人类可能完全是人造的”⑤。这种“后人类存在”会聚人工智能技术、神经科学、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多重科学技术，其本体特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已从物理和机械的本体，到生物的和有机的本体——从被制造的实体，到生长的实体”⑥。第二，后人类在肉体和精神上将全面地超越现今人类。在后人类社会，人类的肉体不再是原先纯粹的自然肉体，它被镶嵌许多高科技物质产品，诸如人造器官、人造血液、人造皮肤、人造肢体、人造基因；精神也不是原先纯粹的人类精神，而是镶嵌进许多后天的人造精神、人造大脑、人造记忆、人造思维，比如后人类的眼睛可以同时是一架照相机、摄像机，后人类的耳朵可以同时是一台收录机，后人类的大脑可以同时是一部快速和大容量的记忆与储存装置。总之，后人类的人将成为一个用后现代的科学技术全副武装了的人。⑦

迈文·伯德在《远距传物、电子人和后人类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后人类进化的两种途径：“后人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在物理上，通过我们已经拥有的科学来获得；在精神上，通过操纵文化的记忆来导致我们动机结构的根本改变来获得。⑧这两种途径的实现方式为：在物质的改造方面，可以借助于人类完成的基因图谱，利用人类基因工程和生物克隆技术，对人种进行改良。例如，通过基因技术和生殖技术，选择性别、体格、身高、寿命、容貌等生理特征，产生完美的后代，甚至还可以选择不同职业的能力倾向，如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等素质。还可以从动物的基因中截取所需要的基因片断，与人类基因重组，以改良后代的身体功能。在人的精神改造方面，利用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及信息技术来提高人的生物智力。通过神经学界面和计算机接口的接入，人的认知模块和心理状态可以通过上载到网络上，实现与其他大脑的整合。通过上载，一个人无需进行长期艰苦的学习就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同样，通过上载，一个人无需努力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一个健康心理系统。

后人类离我们有多远？库兹韦尔提出的时间表是在2020年。他预测：后人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充分享受技术和智能的时期（2020年左右～2070年左右），这个时期大约有半个世纪，技术和智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个时期，电脑的能力与人脑的能力相当，并逐步超过人脑；电脑（机器人）开始与人类讨论“人”的定义（范围），机器人争取“人”的权利的运动越演越烈。第二个时期：人机共存，抗衡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大约到22世纪中叶。这个时期技术和智能更是以指数模式发展。纳米机器人被用于制造人类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虚拟现实中的目标。人与机器的“统治权”之争越演越烈，人类逐渐由主动地位变成从属地位。第三个时期：新型的智能实体（智能生物与其开发的更先进的技术智能合二为一的实体）统治时期。这个时期大约在22世纪中期以后，逐渐由人机共存、抗衡时期过渡而成。随着原人（没有经过任何改造升级的以碳基细胞为主体的人）数量减少，更主要是智能实体，其智力层次高于原人一二个数量级，其原人社会地位必然越来越低，从人类精英的智能模型扩展延伸出来的智能实体的大脑已经不再是基于碳元素的细胞，而是基于电子、光子的计算单元（或者是复合体）。就是那些仍然在使用以碳元素为基础的神经细胞的人类，大多数都采用神经植入技术进行“升级”，升级后的“碳基人”极大地扩大了感觉、记忆和认知能力，有能力与智能实体进行交流，共同活跃在社会舞台。那些没有经过升级的“原人”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库兹韦尔分析“原人”的结果有四种情况：第一种，人类的精英。他们成为他们自己发展的技术—智能新实体的“母型”，这些精英会受到智能实体的崇拜，一如我们崇拜爱因斯坦、牛顿一样，可能还会分成各种类型，如科学型、技术型、艺术型、文化型等。第二种，被升级（植入神经芯片）为“人—机”复合体，这些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体。第三种，顽固不进行升级的人，由于智能低下，可能沦为乞丐乃至于成为新型“宠物”（类似于今天看到动物表演中的猴子、海豚等）。第四种，顽固不进行“升级”的人，并对技术—智能抱有敌意，是那个时代的“卢德分子”。他们起初进行反抗、破坏，但智能低下的他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后将归隐森林，成为新型的“类人动物”。

“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当我而今看过从月球向地球的照片之后，我是惊惶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⑨如果海德格尔再高寿些，那么，当今时代会聚技术的崛起可能导致的后人类存在也许会更令他不寒而栗。从而，受到挑战的我们，对这种可能产生新兴人种的高新技术就不得不进行深入的分析了。

二、“后人类”技术的价值分析

“后人类”技术也可以称之为“超人类”技术，是指创造“后人类”所运用的高新技术体系，在此，我们特指创造“后人类”的各种会聚技术，包括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包括生物制药及基因工程）、信息技术（包括先进计算与通信）、认知科学（包括认知神经科学）。上述四大领域的互补关系为：如果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它，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信息科学家就能够监视和控制它。从技术的发生学角度看，任何技术总是渗透着人的期望，体现着人的需要、目的，都荷载着价值。会聚技术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换言之，采用会聚技术制造“后人类”荷载何种价值？

会聚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将远远超过任何一种技术群，必将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涂抹浓墨重彩的印记，对此诸多研究者都有发现。美国《提升人类能力的会聚技术》认为，会聚技术对人类的价值表现在工作效率、人的体质与心智、通讯与教育、精神健康、航空与航天、食品和农作、可持续的与智能型的环境、自我表现和时尚、文明的变革等9个方面。该报告同时发出警告：新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与传统和现实社会的冲突，由于NBIC会聚技术最“可喜”也是最“可怕”之处，是将可能全面影响人类自身能力，完全有理由担心NBIC是否会引发“人类技术灾难”。2004年，美国的NBIC年会上，一个专为NBIC会聚技术而创办的非官方组织CTBA（会聚技术律师协会）宣告成立，CTBA是世界上第一个关注“NBIC会聚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律师协会。国内研究认为，会聚技术的社会影响已初见端倪，其价值效应有正负之分：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缔造全新经济增长模式、维护国土安全提高国家威望、提升人类自身素质分享其积极效应；而导致国防安全的潜在威胁、引起人类认知系统的混乱无序等诠释了其消极效应。⑩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11}笔者认为，“后人类”技术的“善”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随着会聚技术的发展，其潜在善的价值会逐步显现和放大。但是其“恶”的效应必须引起我们更高的警惕！因为会聚技术的高风险性提供了人类更多价值选择的可能性。那么，“后人类”技术的负面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一是主体——类的消解。比尔·乔伊在《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开篇就提出：“在21世纪，我们威力无比的三种科技：机器人、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正在使人类成为濒危物种。”乔伊所说的“人类成为濒危物种”实际上就是会聚技术将可能导致技术主体——“类”的消解或类的灭绝。换言之，会聚技术衍生的最大价值难题是“类”的难题，或“种属”难题。随着RFID（射频识别）技术的外转内用、“人—机”接口的突破，尤其是“电子人”的诞生，以芯片植入技术为标志、以提高人的能力为宗旨的会聚技术，已经展示了人类借助智能技术正逐步向“人—机”一体的方向转变。随着“人—机”一体化尤其是“电子人”越来越多，必然会对现行社会乃至于整个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冲击。而随着会聚技术进一步发展，将逐步改造人类的遗传物质与精神世界，最终变人类自身的自然进化为完全的人工进化，产生新兴的“超人类”和“后人类”。所谓“超人类”是人类在超越道路上的过渡人类，介于人类与后人类之间。其标志包括植入所引起的身体的增强、双性性格、无性生殖和分布式身份。如前所述，“后人类”指的是人类的后代，但它已经（在技术上）增强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它不再是目前的人。后人类的智能和体能，包括智力、记忆、力量、健康和寿命，都将大大超过目前的人。“超人类”和“后人类”其实就是人类的种属逐步升级，出现人种“升级版Ⅰ”、“升级版Ⅱ”……“升级版N”。可见，会聚技术最终可能改变人类物种属性，引发人类灭绝的危险。如同福山所断言的，后人类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将出现“历史的终结”。这一切都意味着不仅一般生物物种遗传神性的解构，而且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其自然生成的神性祛魅，进而颠覆传统自然生命神圣伦理观。毕竟，人类“自然”的生物属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二是客体——技术异化。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技术的异化成为最主要的异化现象。人们使用会聚技术的目的是提升人的能力，但会聚技术在提升人的能力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危害社会、反制人类。尤其是会聚技术提升人类能力，出现“后人类”，一方面一部分人可能借助科学控制统治另一部分人，另一方面人类本身越来越受科学的奴役。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社会中，“人变成了用于高级目的的材料”，技术中的艺术性消失了，思维能力衰退了，人的本质失落了。会聚技术会导致人本层面的技术异化。也就是会聚技术在人的认识能力、伦理观念、审美意识、身心健康等精神领域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表现在：（1）伦理观念颠覆。例如，克隆技术、无性繁殖技术使得传统爱情婚姻家庭观念被撼动；基因修补术、记忆增强术使得智慧、勇敢观念得以改变。（2）技术规范缺失。当技术变化迅速，而技术规范来不及作出反映，规范尚未建立或构建不及时，将出现技术行为空白失序状态，或者技术规范已经建立，但传统的技术规范和新的技术规范之间，这种技术规范和那种技术规范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在所难免。（3）道德行为无序。新技术的出现将为人们的社会行为选择制造许多新的机会，不当的选择将会导致道德行为的无序。如使用芯片植入技术跟踪、监视继而控制个人或者社会团体，由此产生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使用了修改和增强技术的人具有不公平的优势导致不公平行为的产生；植入芯片的“升级版人类”，利用智力、体力上和工具上的巨大优势，可能随意跨越原有的道德底线和法律约束，利用“电子人”的超强能力去做一些“违法”和“见不得人”的事情；技术的突破可能制造出一批长寿不老族，从而带来人满为患的威胁以及世代之间的对立；纳米武器的出现将挑起新的军备竞赛，使恐怖主义的手段更加多样和残忍。

面对技术的负面性，海德格尔告诫我们要有所准备：“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12}。倘若像技术自由主义那样，放任技术的自由发展，不仅是对世界的不负责，而且是对人类自身不负责。因此，对会聚技术加以调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三、人类调控会聚技术的实践难题

对会聚技术进行调控始终让它沿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轨道和方向发展，在实践上存在诸多的难题。

埃吕尔认为：“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13}，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技术循其自身的踪迹走向特定的方向。技术成为一种自律的力量，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支配、决定社会、文化的发展。海德格尔发展了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强行将人纳入刻板的“座架”之中。技术就是“意志之意志”，“这种意志，对人和自然发号施令，人与自然沦为听命者，成为被无情、无条件地镶嵌在‘座架’内，被‘架构’起来的东西。”{14}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是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天命”，人类想要“控制”技术的愿望是不可能达到的。的确，包括会聚技术在内的现代技术发展存在着某种人类所不能改变的走向，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新技术总是遵循自身的轨迹发展。这就表明：对会聚技术实现调控需要遵循技术发展的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不能任意地、自由地调控。当然，我们肯定新技术的自主性并不是要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人并不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是“听命者”，被无情地镶嵌在技术“座架”内。在技术的发展创新过程中，人作为一种因素，并不是作为纯粹为完成技术自身发展逻辑所规定的使命的身份而出现的，而是带有自身的主体能动性为实现某些目的而参与其中的。此其一。

第二，资本逻辑力量的助推。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使得资本成为一种创造奇迹的力量，加剧了人类的控制高新技术的困难。在资本拓展的逻辑框架下，任何科学技术进展都可能在短时间内进入工业界或产业化，造就或好或令人担忧的社会现实或后果。我国学界提出了“生物资本主义”观点，认为生物资本主义就是利用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物资源谋取巨额利益的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会聚技术显然极有可能成为“生物资本主义”的形式。因为，会聚技术代表着西方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利益，富人不仅希望保持财富上的优势地位，而且希望成为“技术富人”、“基因富翁”来加强其优势地位，这就极有可能在资本利益扩展的逻辑下把生殖性克隆技术、神经药物、人体冷冻、人体芯片植入、基因诊断与组合技术等会聚技术加以市场化，而当这种努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企图与发展中国家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想法不谋而合时，即使学界基于人种保存和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主张对会聚技术进行调控，在实践中也很难有效地实行。

第三，后人类主义的狂飙猛进。后人类主义（post humanism）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以来，西方富裕国家的科学家和学者，希望借助于会聚技术的巨大潜力，逐步改造人类的遗传物质和精神世界，最终变人类自身的自然进化为完全的人工进化的社会思潮和实验性探索活动。后人类主义者认为，所有技术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人类的健康和生活福祉，即使技术存在一定风险，也不应该设置禁令，而是应当让这些技术在尽可能少的限制下去自由发展。皮克林认为，“在后人类主义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15}。后人类主义在美国表现明显，许多科学家、工程师、政策制定者以及未来学家等都是其拥护者。Nick Bostrom就是一个后人类主义的极力倡导者，他认为“后人类生存模式是非常值得的。……人类成为后人类是非常好的”{16}。与此针锋相对的态度是强烈反对人类增强，认为这是一条通向弗兰肯斯坦怪物的黑暗之路，最终导致人类的毁灭。如弗朗西斯·福山将后人类主义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想法”；生命伦理学家乔治·亚那认为：与酷刑罪和种族灭绝罪一样，对人类进行“可遗传的基因改造”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17}。但是与后人类主义的狂飙猛进相比，这些反对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

此外，会聚技术还具有其自身难以控制的复杂特性。乔伊对会聚技术自身的难以调控性非常担忧。他认为，“基因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即将打开，但我们看上去还毫无察觉。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盒子。不像铀或钚，它们不需要开采或提炼，它们能自由拷贝。一旦它们逃脱，它们就再无踪影。”从会聚技术运用的对象上看，运用于人体治疗康复与人体增强存在着难以区分的界限；从运用的手段和设备看，像纳米技术、纳米机器人其规模小，难以管理和监控；从技术的结果看，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从技术主体看，开发的动机和目的复杂，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医疗的，很难协调。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资本逻辑推动下，后人类主义借助于高新技术手段，一路高歌猛进，书写了“后人类”技术调控难题的沉重画卷。

我们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反对者，相反，我们主张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会聚技术。但在发展它的同时如何调控好它，将是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 释：

①（俄）B.Л.伊诺泽姆采夫：《从〈历史的终结〉到〈后人类的未来〉——评F·福山新著〈我们的后人类的未来〉》，《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②（美）尼克·博斯托罗姆：《生存的风险——人类灭绝的场景及灾难之分析》，载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236页。

③佘正荣：《后人类主义技术价值观探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1期。

④宋秋水：《关于“后人类”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⑤{6}{8}（澳）迈文·伯德：《远距传物、电子人和后人类的意识形态》，载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24页，137页，第124页。

⑦张之沧：《“后人类”进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⑨{12}{14}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5页，第1238页，第1307页。

⑩赵红蕾：《NBIC会聚技术的社会影响与发展对策研究》，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Jacques Ellul：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 1964，pp.14.

{15}Andrew Pickering：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Andrew Pickering（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 University，1992，pp.2.

{16}Nick Bostrom：Why I want to be a Posthuman when I Grow up，B Gordijn，R Chadwick （eds·） Medical En-hancement and Posthumanity，（c）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B V，2008.

{17}Nick Bostrom：“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2005，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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