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地区在明代弘治朝后何以成为黄河泛滥之区

部门商议，责令河南巡抚等官员严行禁约，“该管有司不行禁止者，一体治以重罪”。明嘉靖年间，河南仪封人郭维藩（正德六年进士）在《观河涨歌》诗中就明白道出明廷驱河南向的治河思路及其危害，“军储漕挽须运河，无令此水北胜波。千谋万虑驱南向，数城不惜随旋涡”。

第二个难题是：山东境内运河段东侧山地的泉流微细，张秋、沙湾水量不足；南直隶运河也常枯水，不能满足运河正常运输所需。为解决运河的水源问题，开挖或利用河南境内的黄河支流在明前期是惯常的做法，这样就造成水系紊乱、干道淤浅、大水来临时河道溃决的结果。“既赖河以利舟楫，亦恐其遂啮漕渠”。漕运既依赖黄河之水，又恐惧黄河冲决，这是一对矛盾，真有点类似饮鸩止渴的做法。

明廷过分或单一考虑运河畅通的做法导致了豫东地区黄河泛滥的状况。随着这一政策在弘治时的执行，豫东地区的灾难性结果也同步出现了。从记载中可知，弘治八年（1495年）后，随着开封府所属封丘县荆隆口、兰阳县铜瓦厢等决口的堵筑以及从祥符县于家店到归德州（当时还未上升为府）虞城县一线黄河北岸两重堤防的构建，黄河决溢范围开始在豫东和鲁西南一带游移。此前河患未甚的兰阳、仪封、考城、归德、虞城等州县逐渐成为泛滥区域，“其筑堤、卷埽、浚浅、疏塞，殆无旷岁。而送往迎来、遣官差吏亦无遗力矣”。

直接性灾害的记载可以增强我们对弘治后豫东地区黄河水害的实感，而身处累卵之下的豫东州县护城堤防的不断修筑和加固的举措，同样昭示出此期该地区饱受洪水肆虐的事实。弘治六年（1493年），兰阳县始筑护城堤，周长六里，高五尺，宽七尺，并在上面筑墙。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河水溢围兰阳县（今兰考县西部），护城堤几溃。嘉靖二年（1523年），加固护城堤和堤墙。十二年，加宽、增高护城堤，并在堤上重新筑墙。保护县城的护城堤不断升高，表明河患不断加重的趋向。嘉靖中期所修《兰阳县志》记述了当时洪水肆虐的情形，“吾邑重承其害，崩我土地，决我城郭，溺我人畜，倾圮我墙屋，淹没我禾稼，为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弘治后黄河灾害在该区不断趋重的情况，还可从该区普遍添设管河官员和朝廷固定设置总理河道官员这一侧面得到反映。为了有效应对河患和提供组织上的保证，设置各级治河官员势在必行。在省级层面，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山东张秋运河决口堵塞工程完毕后，河南布政司参议张鼐升为按察司副使，“专治河道”。自此，河南专门负责治河的省级官员出现。为方便管河道副使查勘河堤工程和及时处理河务，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兰阳县西北的铜瓦厢建造管河宪副衙门，即河道按察分司。在跨地区协调层面（动机不错，但从明到清，对其设置及其位置屡有异议），正德四年（1509年）设置总理河道衙门，驻扎济宁。总河一职在弘治后不久即出现的事实表明黄河问题的严重和朝廷对治黄的关切。在府级层面，增设管河通判或是管河同知。弘治九年（1496年）十月，户部会议巡抚所奏事宜后，提议增设开封府管河通判一员。正德十一年（1516年）五月，总理河道赵璜建议，把开封府二名同知中的一员变换功用，“专理河道”。嘉靖元年，在兰阳县建置管河同知衙门。嘉靖三年（1524年），首任管河同知赵华赴任，继任者有桑仟、潘国臣、王景明、王诏、杨煦、张完等人。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底，在潘季驯第四次担任总理河道期间，开始注意上下河段的综合治理，对与徐州段直接相关的河南段的黄河防护给予颇多关注，在接受河南管河道和守巡大梁道官员合议的基础上，提请依照淮安府和兖州府各设二员管河同知的先例，为开封府再设管河同知一员，驻扎在黄河北岸封丘县的荆隆口，“专管河务”，兼理捕务。在县级层面，增设管河主簿。如弘治年间，兰阳县添设主簿一员，“专治河事”。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月，复设兰阳、封丘、仪封、夏邑等县管河主簿各一员。上述设置主簿的县份皆在开封府的范围，即皆系豫东之地。这说明自弘治以后，黄河水患开始和豫东地区紧密相连，不得不设置各类专门的管河官员以处理和应对与河道相关的事务。

此前人们习惯认为，黄河在豫东地区的多次冲决，更多的是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研究表明，豫东之所以在明弘治朝后成为黄河的泛滥之区，明廷的错误方策应该承担重要责任。这种无数次冲决、堵筑、开凿、疏浚的结果，塑造了今日豫东和鲁西南地区的地貌和水生态格局。明代只是黄河治理史上的一个阶段，然这一具体历史时段的治河实践仍给我们不少启示：河流治理应站在全局高度，从流域的整体利益出发，统筹上下游和两岸关系，协调、兼顾各方利益，综合施治；需风险转移时，须处置好受灾区域百姓的生产、生活以及损害补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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