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角度下中国粮食数量安全文献综述

摘要：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仅使中国自身对其粮食数量安全高度重视，还引发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对中国粮食数量安全进行了十分广泛的研究。本文从粮食自给率这一指标出发，从粮食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对粮食数量安全研究进行梳理，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后续的研究工作给予一些参考。

关键词：粮食数量安全 粮食供给 粮食需求

关于粮食安全这一概念，国际范围内从1973年最初提出时只强调数量安全，到1983年加入质量安全，再到1993年强调粮食生态安全，这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中国也在1994年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明确了粮食安全的定义：能够提供给所有人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结构合理、生态安全的粮食1。而粮食数量安全是对粮食安全最基本的认识，也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要求。

粮食自给率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衡量粮食数量安全的指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年内粮食总供给量与总需求量的百分比，粮食供给量和需求量又由许多因素决定。

一、粮食供给

2003年至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十三连增”，2016年和2018年虽分别较上一年略有下降，但粮食供给总体仍处在高位运行，人均粮食产量已从2003年的334.29公斤，增长到2017年的446.99公斤2，增幅达到33.7%。国内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粮食供给进行了研究。

（一）耕地资源

耕地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傅泽强等（2001）认为，影响粮食供给的许多因素都需要通过耕地资源起作用，并强调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我国粮食安全最基本的约束因子。

封志明等（2005）通过对1986-1995年和1960-1985年的耕地面积逐年反推和依据粮食产量进行拟合，结合中国相关耕地统计数据，得出了1949-2003中国耕地面积变化规律，并认为中国耕地面积在1999年退耕潮骤减之后，递减趋势一直持续到2010年左右。尽管中国耕地面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所减少，但是傅泽强（2001）却不认为耕地面积减少必然导致粮食总产量减少，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966 - 1971 、1981 - 1987 年间（除1968 、1985 年外）耕地面积均持续减少， 但粮食总产量却持续增长。而且笔者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发现在2003年至201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一直在增长。

我国对保护耕地的政策的执行较为严格，促使耕地数量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但在耕地质量方面学界存在一些分歧。

Lester Brown（1995）认为，化肥的不当使用将带来严重的土壤退化，使得中国耕地质量迅速下降，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进口2亿多吨的粮食，这一进口量超过了1995年中国粮食产量的一半。但Anderson and Chao Yang Peng（1998）对此给予反驳，并认为技术的发展会改善化肥的质量从而大大减小其对耕地的负面影响。

封志明等（2000）认为中国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他们发现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已降至1%，远低于国际2.5%-4%的平均水平。余振国和胡小平（2003）也从非农建设补偿多为劣质地、化肥使用不当、退化加剧、产权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综合分析得出中国耕地质量会下降加剧的结论。但是陈印军等（2011）却认为尽管中国存在着局部耕地质量下降的问题，但根据对土壤监测数据的分析，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耕地质量仍呈稳中有升的态势。

但也存在共同点，学界普遍认同，粮食数量安全不能过多依赖耕地数量，而应在提升耕地质量和生产力上作出努力。

（二）水資源

2017年，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068.31立方米，这一数据相较于2010年的2310.41立方米大幅下降1，已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现实是中国粮食产量的70%都来自灌溉农田，因此水资源对粮食生产也具有较大影响。

张正斌和徐萍（2008）认为当前粮食数量安全面临水资源短缺、用水管理粗放、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增加和水土流失态势严峻四方面的挑战。柯冰（2014）还补充了水质污染这一挑战。

针对如何解决这些挑战，张正斌和徐萍（2008）认为应当进一步挖掘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潜力，分地区采用不同的措施，例如在黄淮海干旱区，应当大力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在西北地区，需加强灌溉节水，改进灌溉方式;在西南贫困地区，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其它措施方面，柯冰等（2014）通过对2000年和2010年粮食作物中虚拟水含量测算与机会成本分析，认为我国单位粮食生产需水量过高，应当着重提高我国水生产力。

（三）气候因素

气候因素对粮食生产有着广泛影响。竺可桢（1964）总结了太阳辐射总量、温度和雨这三个最基本的粮食生产影响因素，认为我国太阳总辐射量超出西欧和日本、我国的季风气候这两个特点都适宜粮食生长，但是华北冀、鲁、豫三省雨量变率较大，应建设好灌溉设施并做好排水工程。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上述气候问题陆续得到应对的同时，中国又面临着诸如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率加剧、CO2浓度提高、农业自然灾害总体增加趋势等气候方面的挑战。

这其中，气候变暖问题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杨晓光等（2010）认为气候变暖会使得我国一年两熟、三熟北界上移，由此会带来粮食产量上升。周曙东等（2013）同意这一观点，并提出可在华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大力推广种植双季稻以利用气温上升、积热增加的优势。但是潘根兴（2011）却认为尽管地区差异存在，气候变暖均会使粮食产量减产风险和波动风险加剧，只是程度不同。

因此，从气候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粮食生产面临的气候压力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并且若想综合考虑各个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存在一定困难。

（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对粮食的产量有着重要作用。

从变化来看，陈卫平（2006）通过采用非参数Malmqusit指数法，对中国1990-2003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在这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59%，其中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达到5.48%，伴随着农业效率年均2.78%的下降。全炯振（2009）也得出类似结论，其通过SFA分析方法对1978-2007年全要素增长率进行测算，认为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7%，且主要源于技术进步。

可见，技术进步对促进粮食产量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体现为农技推广、品种改良、化肥质量提高、转基因技术。此外，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提高也会对粮食产量带来积极作用。

（五）政策与制度因素

前文提出，由于1999年退耕潮，使得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但是随着国家保护耕地政策出台，耕地数量得到稳定，粮食产量也节节攀升。可见，不同政策的实施也对粮食供给有着较大影响，进而对粮食安全有着重要作用。

国外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例如，Rosegrant et al（1998）建立了印度尼西亚粮食作物动态供给反应函数，并利用1969-1990 年的数据， 分别对总产出模型、单位产出模型和播种面积模型进行预估， 结果表明价格支持政策和农业投资政策对印度尼西亚粮食产量具有重要影响。

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陈飞等（2010）基于1995-2008 年中国省际农业面板数据， 利用GMM 方法分别估计了农业政策对稻谷、小麦和玉米作物播种面积、单位产量与总产量的影响， 并对农业政策的长期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 随着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增加， 各项农业政策对粮食生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针对于粮食补贴政策这一项，吴连翠和谭俊美（2013）构建了扩展的C-D生产函数对安徽省农户粮食生产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亩均补贴水平提高1%， 将使农户的粮食产量增量提高0.056%。

学界一致表示，良好的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增加有促进作用。

（六）粮食总供给的测量与预测

我国粮食产量由1998年的53434.29万吨增长到2017年的66160.72万吨1，部分学者对粮食供给进行了预测，比如肖国安（2002）根据1978-2001 年粮食产量曲线所表现出的周期性波动现象， 以傅立叶级数理论为指导， 对其进行傅立叶级数展开，并预测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2773.60万吨。

综合上述分析，尽管中国面临着自然约束加剧：耕地资源数量约束、水资源挑战严峻、气候变化加剧，但是农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增长态势，技术进步明显，并且农业政策愈发完善。因此，进入21世纪，中国不仅没有如Lester Brown（1995）预测的那样，粮食供给大幅下降，反而实现了粮食历史性的“十三连增”。

二、粮食需求

粮食需求主要由四方面构成：口粮需求、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其它用粮。其它用粮由于比重较小，对粮食数量安全影响较小，这里不作重点研讨。

（一）口粮需求

口粮需求由总人口与年人均口粮消费量决定，从1998年到2017年，我国总人口由12.48亿增长到13.90亿1，增幅达到11.38%，我国年人均口粮消费量也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势，国内对口粮需求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两个因素。

长期来看，李波等（2008）对中国口粮消费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温饱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农村年人均口粮消费量呈增长态势。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生活不仅仅局限于温饱，于是年人均口粮消费量呈下降趋势。而城镇居民自从1978年以来，年人均口粮一直呈下降态势。

其它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个观点。某个时点看，程国强（1998）以1995年居民膳食结构为标准，通过对湖南、福建等八省进行实地调查发现，1995年城镇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仅为114公斤左右，农村为205公斤左右，据此估算出当年口粮消费量约为21629万吨，占当年粮食产量的49. 96%。高启杰（2004）也估算得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只有78.18 公斤，这与程国强（1998）的114公斤相比下降明显。

对口粮需求的预测方面，李波等（2008）预计到2020年，农村和城镇年人均口粮消费会进一步下降，分别为206.4公斤和50.06公斤，结合人口预测，2020年中国口粮消费为17598.43万吨。与未考虑年人均口粮消费下降的程国强（1998）的24942. 4万吨相比，要小得多。

说明，长期来看，尽管人口数在不断平稳增长，但是年人均口粮消费量却在下降，由此带来的总的口粮消费量可能也会下降。

（二）饲料用粮

饲料用粮的测算具有一定困难，一般采用肉料比这一概念，即生产一公斤肉产品（按胴体重量算）所耗用的饲料的数量。

陆伟国（1997）认为真实的肉料比应比《改革》杂志2和《1995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3所给出的1：1.8要低一些，并采用成长曲线方程建立我国饲料用粮的中长期预测模型，得出1993年全国饲料用粮为10339万吨，并预测这一数字将在2020年增长到29550万吨。

李波等（2008）的测算与预测结果显示我国饲料用粮也呈上升态势，并在2015年左右超过口粮消费，这两点结论与陆伟国（1997）相似，不同的是，其结果要比陆伟国高一些，原因是他使用的肉料比较值更低。

与口粮需求的趋势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饲料用粮呈显著地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较快，并将赶超口粮需求。

（三）工业用粮

酒类行业、一些副食酿造和非食品工业对粮食需求较大。

肖国安（2002）對1985-2000年的工业用粮数据进行了估算并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用粮以长波形的方式上升， 有一定波幅， 波动周期较长。并采用OLS回归分析预测工业用粮将在2010年达到4745 .10万吨。

与肖国安（2002）的结果类似，程国强（1998）也认为到2030年中国工业用粮将达到6000万吨左右，每10年增长1000万吨。

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用粮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

（四）粮食总需求

结合上述三种需求，对粮食总需求的度量与预测已经显得比较简单了。但是国内学者对粮食总需求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总需求的研究加入了营养结构、平衡膳食等影响因素。

胡小平和郭晓慧（2010）就认为，从合理营养的角度出发，中国粮食需求总量稳步增长，预计到2020年达到61000万吨，其中饲料用粮将达到29800万吨，取代口粮跃居第一。

唐华俊和李哲敏（2012）认为，基于平衡膳食模式的年人均粮食需求量要比实际情况也就是没有完全遵循平衡膳食要求的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低，前者为322.07公斤，后者在378.88-406.09公斤波动。

三、粮食自给率与粮食数量安全

在对粮食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和粮食数量安全的研究出现了分歧。

Lester Brown（1995）认为中国粮食自给率将大幅下降，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进口2亿多吨粮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数量安全都将成非常大的不利影响。但是Mei（1995）却认为尽管粮食总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粮食总供给却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并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前20年粮食自给率能够达到97%，这对中国的粮食数量安全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Anderson and Chao Yang Peng（1998）认为这两位学者研究结论各是两个极端，预计到2005年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为95%。

此外，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史培军等（1999）认为中国应将粮食自给率控制在85 %-90 %，这样才不会造成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外汇的短缺，也有利于生态建设。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粮食数量安全问题并不凸显，且从中长期来看也不会很严峻。

四、评述

国内外从粮食总供给和总需求角度对粮食数量安全的研究十分广泛，对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各个因素也都进行了程度不一的研究，这体现出粮食数量安全这一粮食安全最基本的认识的重要性。但是，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因素分散，缺少联系

影响粮食总供给的因素有许多，但是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比如自然资源中耕地、水、气候总是互相联系，全要素生产率中化肥质量的改进又会影响耕地质量，农业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农业技术和耕地数量的变化等等。学界对于这些单独因素的研究较为细致，但是却很少考虑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

（二）整体全面，个体片面

对于粮食数量安全的研究而言，整体上看已经非常全面了，基本上所有能够影响粮食供给和需求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但是常常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这里面的不同有一部分属于学术研究中正常的争议，但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个体研究不够全面、模型中纳入的因素不够充分或是模型不恰当造成的，比如Lester Brown（1995）就是因为使用了外推法这一存在争议的模型，仅考虑耕地资源，却不考虑供求对粮食价格产生的反应，也没有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使得其得出的结论过于悲观，而饱受批评。

（三）地区单一，缺少比较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气候、水资源、耕地资源分布情况各地区都不同，在对气候因素对粮食总供给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时，学界很明显考虑了不同气候区的实际情况，并提出各地应种植适应不同气候的粮食品种，但是在考虑其它因素时，却鲜有将地区差异纳入研究范围。很明显，人口的不同分布使得一些地区能够规模经营、一些地区仍只能小农经营;水资源的不同分布使得不同地区灌溉方式、粮食品种等都会出现不同;耕地资源也是类似。尽管研究粮食数量安全要从一个国家整体上出发，但是在给出政策建议和结论时仍应考虑地区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总体而言，国内外对中国粮食数量安全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未来，可以增加一些关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优化以及地区比较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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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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