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程老当秘书

想不到我都要九十了，老啦，时间过得真快呵。

现在我虽已老了，但我还要为国家作贡献，尽可能多出些力，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贡献。

——程开甲

从我在程老的原创性课题中做些工作开始，直到1995年正式调任程老的技术助手至今已近20年，我心中的程老就是一个永不服老的“纯粹的科学家”。他的真正的老朋友、核武器试验战场上的老上级和老搭档张蕴钰就是这样评价他的。

程老从玩劣的孩童开窍后就在知识的海洋里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和创新，说他每时每刻都在研究、在探索、在拼搏一点也不为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一个信念：事业发达、祖国强盛。

开拓创新拼搏

程老投身科学和事业后，大脑这台计算机几乎就没有过“关机”，只在六十年代出现过“暂停”，那是因为在核武器研究所研究原子弹的内爆机理时，极高强度的压力引发了严重失眠不得不休息治疗。

还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作为束星北教授的得意门生已经独立开展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毕业任助教时又完成了对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教授推断出的“狄拉克方程”的理论证明，论文由狄拉克教授亲自推荐发表；但遗憾的是他计算证明的新粒子却因狄拉克教授回信说“不需要更多的粒子”而放弃，后来发现了这一粒子的实验于70年代被授予诺贝尔奖，这也成了程老一直难以释怀的教训：不能盲从权威。

在爱丁堡大学，他的勤奋和天分得到了导师、诺贝尔奖得主M.玻恩教授的称赞，他与导师共同提出的超导电性双带理论成为玻恩教授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到上世纪80年代，程老又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

祖国的召唤、国家的需要，程老回国了。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他倾其全部精力于工作。半个世纪过去，听过他授课的学生们至今对他当年精辟而深入浅出的教学记忆犹新、受益匪浅；在当年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科发展上，他一次一次地带领年青的教师开创新的专业方向，每一次他总是根据需要接受新任务、转换新方向。这也成了程老的一种工作作风：需要时他就去开拓创新，完成后则无条件转交，再为新的需要去开拓创新。他的这种作为在物理系乃至南京大学有口皆碑。

1959年，程老又一次服从国家的需要，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工作转换，来到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院）长。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中，他承担了原子弹聚焦内爆机理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当程老将结果拿出来后，邓稼先对他说“你的结果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程老于1962年再一次转换角色成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这次转换使他具有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和核武器研究所（院）的双重身份，直到1978年程老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副司令后才被免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之职。在离开核武器研究所（院）至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副司令前，他仍继续参加核武器研究所（院）有关核武器研制的讨论和决策，这种身份也使他能从试验的角度对研制中的一些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能够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样的双重身份可以说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中国特色：它成为研制和试验有机结合的有利条件。

1962年夏，程老在核武器研究所吴际霖副所长“你先去，我们后面来”的许诺下，来到核武器试验的新战场，为两年后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做准备，这又是一次面对一张一无所知的“白纸”。在这里，要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回答这张“白纸”试卷背后的所有问题。

而他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名技术总负责，在各级首长、领导和机关的全力支持及各协同单位、基地与研究所全体指战员的拼搏下，他的开拓、创新、拼搏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施展，他成功了。他负责规划、组织、筹建了核试验武器基地研究所，起草了《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试验技术方案》，并于1964年10月16日主持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同时独立自主研制的性能稳定可靠的上千台（套）供测试、取样、控制的仪器设备取得了全部测试数据；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又成功地主持决策完成了包括我国首次氢弹、首次导弹核试验、首次地下平洞、首次地下竖井、首次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核试验，在调离基地的前夕还完成了一次被称为里程碑意义的核试验的准备工作。

在完成这些核试验的过程中，程老与张蕴钰将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两人共同为核武器事业的辉煌做出了同样杰出的贡献。1997年八十一岁的张将军还亲赴西安出席“程开甲院士八十寿诞学术研讨会”，将军赞他“功垂原子戈壁，德寿文章齐高”、“众人尊敬我称师”。在2000年的一次相聚时，将军深情地对程老说：“在军队里，我是你的朋友。”而程老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张将军，将军在“文革”中宽慰他的信被他保留至今，2006年1月14日将军九十华诞时，他亲笔书写：“贺张蕴钰将军九十寿诞，德高望重、一生功勋”，亲自送去为将军祝寿。

在完成这些核试验的过程中，程老倚仗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发挥其才智与他的团队一起解决了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又以特有的“双重身份”在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发挥着“中国特色”的有机作用，推动了武器本身的研制。在完成这些核试验的过程中，程老培养带出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优秀团队，团队中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为一个研究所培养出多名院士及几十位将军立了头功。

程老总能抓住前瞻性的方向，他进入了抗辐射加固领域。在调离试验基地后，他起草了一份给张爱萍将军的报告，充分阐述了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份报告还是我在北京出差时誊写的，可惜未保留他的原始手稿。张将军看后完全同意，并给予了全力支持。他还积极倡导高功率微波的研究方向，关心和指导研究工作的开展，项目研究人员常常说起程老的具体参与和有价值的建议带给他们的帮助。

程老对待科学研究是十分认真的，创新的态度是永恒的，追求的是新思想、新方法，不愿做锦上添花的事。这也导致了我们的一大遗憾：在他离开基地时，我建议“应该将在核武器研制和使用几十年中的所有思索、研究和工作全面整理和总结，将自己一路的思考历程和解决的林林总总问题留下来”。但他的回答让我不能接受：“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研究工作要做，等干不动了再做吧。”就这样，程老放弃了对几十年核武器研制和试验工作的全面总结。

从此以后，程老除了抗辐射和微波领域之外，又进入了材料科学研究的领域，包括超导电、高压、电子理论等研究方向。由于从事了国防研究，程老未能有一支自己的理论研究队伍，使程老年届七八十仍需亲自动手进行具体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分析计算，但程老从不言放弃。科技委的赵秘书曾说：“真佩服了！世界上像他这样年龄还这样做具体工作的还真没有。”

后来，我开始做程老这方面的工作，也深知了其创新的程度和艰难的程度。程老提出的电子理论在材料科学领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自己的研究队伍来开展研究非常难，找人参与又不可能，因为新就意味着风险大、周期长、经费支持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己干。依靠他的执著和做贡献的人生价值观，他研究发展并完善了他与导师M.玻恩的超导双带理论，用严格的理论证明否定了“公认”的BCS理论的基础，也因此得不到超导界的认同。为了程老的这一证明，两院院士师昌绪还专门组织了三天的研讨会，后来他到南京大学讲学，同行们无法反驳他给出的严格证明，不得不说“你当年为什么还向我们讲这一理论呢？”程老说：“我只是介绍国际的研究动态，并不是要你们跟着跑呀。”直到现在，面对众多理论的争论，程老仍在思索并坚信自己的研究，他说“总有一天会得到承认”。

再后来，我在程老的带领下，与程老共同对他提出的微观电子理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及其应用开展了研究，建立起系统、新颖的TFDC电子理论，开展了有成效的应用，得到了同行的好评，也被用于相关的其他研究领域中，获得成功。程老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亲自在大会上报告交流。

2001年，83岁高龄的程老还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力学会议上作了一次极为精彩生动的报告，获得了与会者的赞誉。至今，程老仍孜孜不倦地在这块天地里耕耘不息，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国家武器装备的发展出力。去年夏天，程老在为《解放军报》记者采访准备的稿中写道：“创新是对现象的新认识并产生新思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及创新应以微波激光武器的发展为主导，研制大量的航天战术武器，于敌进攻之中消灭其战斗力。”“要发现新思路，努力追捕不懈。”还说：“我老了贡献小了，但活着就要为国家做贡献。”

这就是程老的创新之路、宝刀不老之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人生态度

在程老的眼里，科学事业和祖国的需要就是一切，难以承载其余。

所以，“一次又一次地转换岗位”没有怨言，

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助人”心甘情愿，

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全力拼搏”理所当然，

所以，“人到老年仍不以为老”是必然。

许多与程老接触过的人，都对程老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的感触颇深。当最后一次调动工作岗位时，程老的心里是十分地不痛快，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深爱并为之付出的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事业，进北京的工作对他毫无吸引力，他需要的是为之倾心的事业。程老最终还是来到科工委科技委，但他一直不能理解和适应非研究性质的工作岗位和氛围，为此他曾多次向张震寰副主任提意见：“为什么不做具体的研究呢？”

当后来又因为他的委员身份不能继续主持再次创立的抗辐射加固领域研究时，程老变得心情极差，他为此写下“冷静，不着急，不生气，……”的条幅贴在办公室自勉。在程老的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工作。1985年，301医院检查发现程老肺部的影像持续不消，怀疑肺部的问题严重，这时，程老急了，首先想到要赶快交待清楚他的研究工作。当时我们还在新疆马兰基地，程老要立即通知我们赶到北京，所幸的是，不久后医生的警报解除了，一切又照常了。

在我正式任程老助手的这些年里，更见证了程老的工作态度，他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创新求精。往往为了一个论断、一个方法，程老可以连续多天思考演算，家中办公室的黑板是他思考和推演的最好地方，半夜醒来则是眼盯着天花板进行着大脑中的构思和证明，一有灵感立马起身伏案；平时我为了让程老放松放松，打岔跟他说点什么，他要么让我走开，要么跟我打哈哈、嗯嗯嗯，问他则全然不知我在说什么，只有思考是他的唯一。程老亲自主持的会议总是开得十分紧张，有一次，程老亲自组织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集团管理的学术研讨会，三天的会期可真是扎扎实实的三天交流讨论，没有人提议的话他根本想不到还要休息一下。

程老在家中时，家人从不去打扰他，而他自然“自得其乐”。他可以不闻不问家中所有大小事，甚至家中的突发情况：上世纪60年代，一次老伴在北京跌伤住院不能动了，老伴不让告诉他，在基地的他则安心工作，等到老伴痊愈后许久也不清楚；80、90年代，老伴心脏病常有发作，有时医生在楼下推药急救，而程老还在楼上投入地工作，事后也不知竟然老伴的心脏出现了紧急情况。平时家内家外的大大小小事全归老伴一人承担和处理，包括孩子的生活、学习，因为他又极为严厉，所以孩子们小时候都很怕他。后来，当他得知了从不知晓的许许多多后，程老更感到欠了老伴许多，特别是老伴病重时他焦急万分，总想多为她尽点力。老伴为了程老的事业牺牲了太多太多，程老常说“我欠耀珊太多了，没有耀珊，我也不行的”。老司令张蕴钰将军就对采访者熊杏林教授说：“没有他夫人，程开甲就不是现在的程开甲。写程开甲，也要写写他的夫人。”

为人

很多人眼里程老是一位少言笑、很严厉的学者。其实程老也是一位好心肠的人，一个十分宽容的人，是一位想着别人、不愿麻烦人的人。

过去，往往因为学术和技术上的问题，程老对人批评得很厉害，都是直截了当、一是一二是二，确实会让人受不了，还会因此得罪一些人，但他从来就是对事不对人，过后不放心上，吃批评的人尽管当时不舒服，之后也能心服。我就常因课题上的事挨批，会与他争得他要换掉我这个助手，而我冷静下来，体会到他批得正确也就一如既往没事了。当然也会有不愉快出现的，50年代，还在学校时，程老毫无顾忌地指出一位有些资历的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抄袭问题，没有给人留下面子，结果人家与他一直吵到校方出面。这也说明程老的眼里揉不得砂子。生活中的程老让人觉得过于宽容，对一些发生的事，每个人听后都觉得太不应该：1995年程老住进301医院拔牙，竟然被马大哈医生拔错了好牙，留下了坏牙。他过了许久才对我说起，我说怎么不说呢，他回答说：“拔都拔了，还说什么。”我们想这起码有个责任问题，而程老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就算了。

工作中，程老总是要替别人着想、着急。60年代，核试验研究所开始为试验做准备，很多人对核爆炸中的问题搞不懂，程老就亲自编写讲义给大家上课；程老交代的工作都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布置时将问题讲清楚，包括一些细节之处，有时还写下书面的材料，让人尽快理解、开展研究，程老这是心甘情愿地为大家铺路。几年前，还有一位早已离开研究所的技术人员送给我当年程老向他布置工作时写的一份手稿。归心根研究员就曾对我说：“程委员布置工作特别细，都会告诉你一步步该怎么做。”后来，为了让优秀的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程老又在推荐吕敏、杨裕生、钱绍钧、乔登江、邱爱慈等院士时积极地介绍情况。

生活中，程老一样是个热心助人的好人。朋友的孩子上学遇到困难，他就从中学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尽管程老自己的负担也很重；同事有需求，他也尽力相助，只要能做得到；对母校的需要，他毫不推辞，90年代工资不高，老伴还常生病，他也尽量挤出1千2千捐赠。在基地任研究所副所长时，有人将钥匙拉在房内进不了门，程老可以为他翻气窗进去相帮解难。程老也是个十分客气的人，凡事不愿打扰别人，总说不要麻烦人。一旦谁帮他点什么，无论是领导、部下还是战士都要再三谢谢。程老每一次看病或住院，都非常感谢医生护士，也必定对医生护士说：“麻烦你了，多谢。”他的一口牙在总装黄寺门诊部主任彭勤建博士的修理下，保持得很不错，他就总惦着博士为他所做的一点一滴，非常感恩。就是对家人，大概除我之外吧，见面时老是很客气，想着要陪着说话，就像来的是客人。

程老对别人的所求总会认真去满足。谁想要他审篇文章或是毕业论文，他几乎是自己做一遍，不搞清所有问题他是不会签字的，经常审完一篇文章他要花一两天。对待学生给他的信，他的回复同样是认认真真。一次，他给母校嘉兴秀州中学初中小同学回信，一笔一画字迹清晰地讲道理、鼓励他，我在边上看得都佩服不已。

可以说，我与程老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于公于私我的责任最重，程老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也是最多的。

我眼中的程老就是一位立得正、行得直，创新为国为事业的贡献者。

责任编辑/兰宁远

供图/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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