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视域：语言与生物生态的必然统一

[摘 要]本文以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心智与自然统一说为理论基础，探索生态语言学如何将研究重点从对语篇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和生物世界的双向联系，即对影响生物生态领域的语言、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的深切关注。人类在生命发展史上通过社会控制模式和个人生存技巧改变世界，因此，人类既是集体能动者，又是生物生态领域的生命主体。探索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双向关系就要首先厘清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因此，生态语言学应肩负全新使命：首先要批判割裂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思维模式，其次要提升生物生态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发展一种生物思维，意识到人类生命体的发展与能量、价值以及个体的集体行为方式三者息息相关。批判话语分析也可与生物生态共存观研究相得益彰。生态语言学完全可以联合科学家和其他研究者，重视人类对地球生命体所承担的重任，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

[关键词]分布式语言运动；生态语言学；生物符号学；认知生成主义；生态系统；格雷戈里·贝特森

“进化、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要继续生存，人类就必须思考世界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担重大责任。”

——罗伊·拉帕波特（R. A. Rappaport）①

一、引言

当我们参与语言交流活动时，我们通过生态生存发展，成就人性。因此，本文中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人类是生物生态（bio-ecolog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要成就独一无二的自我，就必须依赖物质能量、身体以及生物世界的持续波动，即生物体（the living）的动态发展机制。因此，生态语言学未来可探索语言是如何塑造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双重联系，并从中受益无穷。然而，我本人作为地球生命体中的一分子，在探索生态语言学这一全新使命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仍有诸多同仁抱着主流语言学将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割裂看待的思维模式紧紧不放。

因此，要建构语言作为生物世界重要组成部分（language as part of the living world）的理念，就要具备比主流语言学传统更开阔的视域。不要再像主流传统那样认为语言和话语就是自给自足、自我束缚的实体（language and discourse as autonomous or self-constrained entities），而是要思考语言和语篇如何促进生物体发展；反过来，人类生命（life）①如何塑造言语存在。用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的口号来说就是：“学言则要忘语。”（“If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language，forget about language”）②这一雄辩的口号有力地阐明了语言非现象经验（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或语词（words）或诸如此类关系的简化物，而是成就人类本性的基础所在。通过语言，我们可以协调活动行为，同时与以物质实体（material entities）存在的语言形式（language form）紧密相连。语言的物质性（materialist）至关重要，如自然科学所示，某种意义上，万事万物的物理属性无处不在（physics is all there is）③。因此，如果说物理属性具有完整描述性（physics is complete）④，就不该从理论上将语言特别对待。而且生物体依赖物质能量进化，语言同样依赖生物体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承认本体简化主义（ontological reduction）了。简单说来，因为人类世系（human lineage）发展史与文化长久不分，所以对于关心包括智人（Homo Sapiens）等物种生存的研究者而言，文化不仅改变着生命世界和生存现状，还改变着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文化将持续影响各大生命集合体的发展进度，而这些集合体供养着部分自足（semi-autonomous）的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所以，语言科学不仅需要澄清语言对于话语（discourses）的促进作用，更需要挖掘语言对于人类生命世界和更广意义上的生物生态的重要影响。

二、二分法的症结所在

西方思想主要来源于二分法（dichotomies）：心智（mind）与身体二分，动物与环境二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二分，促使对待自然的世俗权势观产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例如，所谓的政治团体将天气变化归为科学研究的权宜之计和竞选“方案”，从来没有试图了解其中的动态机制，同时将整个星球的未来纳入惩戒银行家、罪犯和恐怖分子的讨论中。如斯特芬森所见，摆脱这种世俗偏见的可行办法之一就是遵循贾维勒托（Timo J■rvilehto）的一体观（one system views）⑤。因此，读者与作者一样，生成有机物—环境系统（organism-environment system），双方各自的认知并非取决于内在能动者（inner agency），而是作为人类在创造和构建所谓的书面符号（written sign）实体。这就好比在球赛中踢球：我们协调运动以适应限制身体活动的“物体”（things），从而导致认知产生，即产生灵活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的活动过程与活动本身。这样的认知是在大脑、身体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大多数人的智力行為都来自我们与世界建立的密切关系。正如踢球要靠协调经验判断和腿部运动，同时还需要奔跑并观察队员和对手，读写需要我们在看、思、行中，通过阅读书面文字而思如泉涌。在读写活动中，“主体经验得以实现，心理概念只是在描述一个系统的不同方面”⑥。然而这一系统观并非人尽皆知。这意味着我们不管是在踢球，还是创造理解文本，控制我们的行为依靠活动系统的主体（a subject who is the system in “action”）和行为活动产生的客体（an object that “emerges as a result of this action”）。这是对语言潜势（linguistic potential）通过大脑实现观点的质疑。因此，语言产生于有机物—环境关系发展史，从而成为一种现象。语言的过去就可以追溯到生命体，这些生物体和无机自然的进化过程已经逐渐分化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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