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济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摘 要：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作为留学生的他从西方学习人类学归国后，开创中国考古学，突破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障碍，领导和指导近代中国开始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李济也离开大陆。李济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此后渐渐湮没。新世纪的今天，在从事中国考古学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思考这位伟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当然也应当正确评价和认识他在学术界应有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 中国考古学 李济 殷墟发掘工作 评价

李济于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1979年8月1日逝世于台湾温州街寓所。其一生可以1949年为界划成两部分：1949年以前，他致力于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考古学，领导、主持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1949年以后，移居台湾，继续在台湾从事中国考古。李济主持了1926年西阴村调查考古活动和1928年以后的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为中国古史研究和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在考古发掘领域引入新的方法和理论，科技手段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思索田野发掘工作中最基本的方法，最基本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可以追溯到李济所领导的最初的考古活动，现在看来略显粗陋的技术，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多么不易。

一

由于李济入台以后离开中国考古学主流，当代大陆学者对其研究成果了解不多，真正深入研究的就更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适派的全力批判，使得李济地位和贡献长期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夏鼐认为：“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在考古学上也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例如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初期，只因为有了一个‘殷墟文化层是由洪水冲击而来’这一‘大胆的假设’，于是便搜罗许多不可靠的所谓的‘证据’来证明这假设。……原作者后来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都并未认识到这些便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毒流。”①针对李济主张的文化多元说，夏鼐说：“多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曾说：‘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确可指为原始于东方的为骨卜、龟卜……等。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业、矛、空头锛等。显然与南亚有关者为肩斧、锡、稻、象、水牛等。’我们并不否认有借用，但不能将外因和内因割裂来……否则便是机械唯物轮的外因论。”②“搜集材料的方法既然不是科学的，再加上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做整理研究，自然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③对于李济所领导的殷墟发掘，他认为：“解放以前的殷代遗址，差不多仅限于安阳小屯的殷墟。在安阳发掘15季，目标只是想挖甲骨和铜器。”④同样作为李济同事的尹达对李济也以阶级立场的观点对李济领导的殷墟发掘提出看法，他说：“通过留学英美的资产阶级学者的介绍，以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的开始出现，但在解放以前的许多年，它差不多完全是依靠帝国主义者的‘资助’，因之也只能做很少的工作。”⑤阎文儒认为：“中国过去考古学者处理考古材料，所用的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如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李济的处理方法，首先以主观上的意识，作不必要的假定，向各方面找证据。把殷墟地下发掘出来的真实材料，反而变为意识中的可疑的标本。”“李济对古器物分类研究，不仅没有触及社会经济发展，未完成器物分类上应起的作用，而且有更严重的错误认识，……李济认为以器物的用途去分类是不科学的。所以转向形态学上去研究，好像是在分类法上提高了一步。……这样的分类发，正是坐在屋中以不劳动的想法，错看劳动人民的创造。” “李济没有认识到人类从生产过程中，由于实际的需要，必定有文明产生……这样以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对待我们祖国传统文化渊源的理论，是不可容忍的。”⑥建国后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以及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研究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

但在中国台湾乃至国际考古学界对李济却是一片赞誉，李济早在1940年就任英国和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院的荣誉院士，代理台湾中研院院长，史语所“终身研究员”，等等。许倬云认为：“李济之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几乎是不可分开的。他把收藏古董的风雅嗜好转变为探究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专门科学；他创办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心和训练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三组（考古组）是他创办的，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中国唯一的考古人类学系，也是他创办的。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无论是大陆上，或是在台湾，都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或者是他的学生。”⑦张光直谈到他的老师李济时说：“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他的整套研究方法——首先是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李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给中国考古学塑造成现在的形态；但对我而言，他的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科学标准。”⑧

二

李济先生的研究和论著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体现在他在中国上古史的构建问题上所做的思考。他强调：“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⑨李济的这种看法代表着上古史资料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全人类不偏不倚的眼光。而李济在研究夏商文化过程中所做的大大小小的论述，体现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在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李济提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可以，但古物国有，在维护国家权利上不做任何让步，难能可贵。随着大陆学术界的日益宽松，李济先生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随着资料的日趋完善，大陆学界肯定会加深对李济先生的了解，重新定位李济先生一生的贡献。但愿“被遗忘的考古学之父”可以被人们所经常提起，毕竟在那个时代，李济带领着中国最早一批考古学学者，挑起振兴民族信心、维护民族尊严的重任，把中国悠久的文化传递给世界。

三

从1928年到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工作是抗战以前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发掘活动，在中国考古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规模和重要性上来说，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媲美。李济虽然只是主持了第二、三、四、六、七次发掘，视察了第八和第十次发掘，但李济的领导和策划功劳是有目共睹的。正如蔡元培在招募李济为考古组主任时所说的：“以李先生在考古学的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⑩他所招揽和教导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基本上都在以后的学术和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比如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1981年卸任的台湾的史语所所长高去寻，曾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作为中国第一位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学者，李济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金石学的突破，对现代考古学的开创的推动之功，更体现在他对挑选他的考古人员的判断，以及对于他们的指导。董作宾与李济长期共事，经常进行学术上的讨论，相互启发，推进研究工作；梁思永的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是按照李济的有关意见写成的。{11}夏鼐、高去寻、梁思永、吴金鼎、王湘、尹达、胡厚宣、郭宝钧、张光直、许倬云、宋文熏、李亦园，这些名字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各自的领域书写着辉煌和传奇。而他们的老师、领导、引路人——李济，也应该被人们所怀念和敬仰。在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三季，吴金鼎在山东发现龙山文化，对当时盛行的“彩陶西来说”是一次有力的反驳，给了考古学界以坚持的动力；而在次年的后冈发掘中发现仰韶、龙山、小屯文化的三叠层，为判断先后顺序提供了例证，华北史前史年代学的基础就此确定。史前考古学在很短的时间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是中国考古学人的共同努力，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作为当时考古工作的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主任李济，他的努力和贡献怎么也无法抹杀。

注释：

①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3）：1-2.

②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3）：4.

③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3）：3.

④夏鼐.考古工作的今昔——两条路线的对比.考古通讯，1957，（6）：1.

⑤尹达.考古工作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考古通讯，1958，（10）：9.

⑥阎文儒.谈谈考古学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4）：66-71.

⑦该材料首见于许倬云.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心路历程.台湾：台湾文星书店，1964.转引自李光谟.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78.

⑧张光直.怀念李济.李光谟.李济与清华.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

⑨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89.

⑩该材料首见于《安阳殷墟报告序》，1929，（第一册）.转引自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978.

{11}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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