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轨迹

摘 要：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在历经上百年的沧桑巨变之后，终于以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跻身于世界乐坛之列。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见证了其进步，也看到了在不稳定社会环境中其退步。无论是发展还是倒退，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历史作用而形成的。本文就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

关键词：声乐艺术；发展；轨迹

声乐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技术上从简单到繁复，形态上从低级到高级，但同时也受着社会文化的制约。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只可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特征。社会文化的进步，会导致声乐艺术形态随之获得相应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国声乐艺术的风格演变。

1古代声乐艺术遗存

周商时期，已产生了较大型的乐舞，如《大夏》、《大》等。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音乐的萌芽逐渐发展成形，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歌唱的职业歌手。春秋、战国时期的歌曲形式更为多样，除古代流传下来的由大量北方民歌汇集而成的《诗经》外，又有楚国南部民间祭祀神鬼时所唱的《九歌》和屈原加工创作的《楚辞》，同时荀子的《成相篇》也可谓是中国说唱音乐的远祖。

秦统一中国后，在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间音乐相融合的音乐中心。汉朝朝廷为巩固其政治思想的统治，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乐府，通过采录民歌了解各地人民的动态，同时加工整理乐府民歌為其娱乐所用。民间的歌唱艺术由此走向专业化，大量民歌也得以流传下来。艺术的发展规律总是由简单趋向复杂，音乐家们不断追求表现形式上的更多变化，因而随着乐府民歌的加工整理，北方民间说唱音乐“相和歌”也衍进为“相和大曲”，汉代由此成为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

元朝文化艺术的发展在我国文化艺术上又是一个新的高峰。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民对文化生活有了新的要求。市民阶层的喜好极大地推动了元杂剧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关于歌唱的理论著述。

明清时期的戏曲音乐是在前代音乐遗存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成为当时声乐艺术的主流。由于我国地域宽广，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声腔的戏曲剧种，于是发展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戏曲形式，从戏曲音乐格调到戏剧形式结构，都有了新的发展。昆曲、京剧等代表性剧目，其对唱词的咬字发音严格要求，以求达到声韵与音韵紧密结合的精致美感。这样严格的声乐训练为我国声乐艺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演唱人才。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提到：“各门艺术都或多或少是民族性的，它们与某一民族的天然的资禀密切相关。”这里所指的“民族的天然的资禀”，实际上是某一民族长期的文化积淀所显示出的精神特质。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声乐艺术，同时也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声乐唱法。传统声乐艺术中的民歌唱法、戏曲唱法和曲艺唱法都具有各自的风格特点。它们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也是我国声乐艺术大厦的基石。声乐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因此，演唱方法大都比较简便自然，随意，质朴。而自古我国歌唱人才的教育培养中就缺少对人体生理学的实际知识和对人体生理功能的训练与切实把握。因此，这些原始的声乐唱法，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局限，没有总结整理使之系统化、科学化，一直由民间艺人口传心授，处于自然流传、自生自灭的态势中。

2近现代声乐艺术的诞生与成长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建立了新式学堂，开设了歌唱课。随着西洋音乐的文化入侵，新的音乐运动兴起，学堂乐歌应运而生。当时学堂乐歌演唱的歌曲，基本上是西洋、日本歌曲的曲调填词，只有少数几首是创作新曲，如沈心工的《黄河》、李叔同的《春游》等。

“五四”运动之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些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的群体。中国早期的新式音乐家对西洋音乐文化进行了更多的吸收与借鉴，使之同中国固有的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创造了一批艺术歌曲、学校歌曲。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不仅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同时也代表了人民群众的进步要求。影响较大的有萧友梅的《问》、《五四纪念国歌》等。除萧友梅外，还有许多留学归国的优秀音乐志士，已不再满足于填词的学堂乐歌或单旋律的歌曲创作，开始运用和声及作曲技法，结合传统音韵规律，对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和发展进行大胆尝试。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堪称20年代我国艺术歌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

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是我国艺术歌曲创作的繁荣时期。作曲家们在民族风格的写作上开始了多方面的尝试，产生了多样的艺术手法和个性特征。一方面，黄自、青主等音乐家，在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支撑下，创作了一批曲调流畅朴实、和声细腻充实、诗词韵律与曲调结合细致，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艺术歌曲。这些作品感情色彩丰富，时而乐观明朗，时而多愁善感，曲调间渗透着新旧时期时代交替的敏感与浮泛，表现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时代变更前的忧患意识。黄自的《玫瑰三愿》、青主的《我住长江头》等艺术歌曲，使得钢琴伴奏的艺术表现力也得到了发挥和提高。另一方面，在抗日救国、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创作出了一批充满时代感、民族性的救亡群众歌曲，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苦大众的心声。如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冼星海的《夜半歌声》等都是民族风格浓郁的优秀作品。同时，由于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时期歌曲的题材比较广泛，还有歌颂爱国志士，赞美大自然，反映内心苦闷、离别之情等等大量充满时代感的声乐作品。

在近现代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殊历史阶段，日寇入侵、军阀混战，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但民间的声乐艺术仍在城乡平民百姓中得到流传与发展。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小调，主要是反映人民心中渴望自由幸福、反对战争、热爱生活、以及歌颂爱情的题材。40年代末到新中国解放后，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在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如何根植于本民族的民族民间音调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艺术家们采集和改编了新时期大量的优秀民间歌曲，将它们进行中国民族化和声的改造，按艺术歌曲钢琴伴奏要求，为它们配上富有艺术表现力和特殊效果的钢琴伴奏，使旋律与和声、歌声与钢琴伴奏融为一体。这不仅提高了这些民歌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赋予了它们新的艺术生命和艺术价值。丁善德的《玛依拉》、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黎海英的《嘎俄丽泰》、塔塔尔族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桑桐的《嘎达梅林》、吴祖强的《燕子》、根据民族音调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牧马之歌》等，都是我国民族风格歌曲中的佳作。由于它们的音域、感情的变化宽广，很适合声乐技巧的发挥，具有艺术歌曲的品位和一定的社会影响，至今仍广泛使用在我们的声乐教学中。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我国仍出现了像《伐木工人歌》、《我爱着蓝色的海洋》、《北京颂歌》等优秀歌曲。这些歌曲在民族音调的基础上，创造出既有庄重巍然之势，又有亲切细腻之情的旋律。其艺术形象富有光彩，创作笔墨凝练，感情挥洒浓烈，堪称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典之作。粉碎“四人帮”后，祖国文艺舞台迎来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新时代，获得新生的文艺工作者怀着满腔压抑了多年的激情，热情地投入到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之中，顿时创作出了一大批令人欢欣鼓舞、心情舒畅的艺术歌曲，像《祝酒歌》、《邊疆的泉水清又纯》等，这些优秀的歌曲由优秀歌唱家登台演唱，表达了全国人民欢呼打倒“四人帮”的兴奋之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昌盛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加强。经过与外国专家的交流，通过访问学习，通过自身的研究努力，我国各音乐学院和音乐系逐渐出现了一批声乐教育家，如沈湘、周小燕、郭淑珍等。这些声乐教育家们对欧洲美声学派的技术要求、演唱风格、美学原则及教学理论，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尤其对声乐技能训练的要求和效果，有了新的理解和启示，从而打开了我国声乐教学的新思路，使我国的声乐教学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借鉴欧洲声乐技术的同时，如何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声乐，加快对声乐理论及教学理论的研究，也成为声乐教育家们广泛重视的问题。在声乐艺术家们不断的摸索实践中，现今我国的民族声

3结束语

新时期时代的巨变，给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新的气象。歌唱艺术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艺术，是歌唱家对现实生活的情感反应和主观感受的抒发咏叹。生活在新时期的歌唱家必须将时代、社会的巨变，以及自己的感情，通过歌唱的技巧，强烈清晰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保持声乐演唱艺术的民族传统风格的同时，充分表达现实生活和时代给予自己的激越感情，如此歌声才真正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民族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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