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其多种解说

摘 要： 工商管理的发展现实为经济理论研究提出具体课题。企业文化是影响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管理实践为企业文化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土壤。要深入剖析企业文化的内在作用机制，需要在经济学领域不断探索。

关键词： 企业文化； 经济； 管理

中图分类号： F4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5）04-0091-04

从发展实践看，工商管理的鲜活事实、案例为经济理论研究提出具体课题，而经济学的不断进步往往体现在对已存在的工商管理实践与其他经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自从1980年秋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提出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的概念后，无论在企业实践中还是管理学研究中，它都受到了人们的日益重视。时至今日，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对企业文化给出合理的经济学理论解释。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许多国内企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较，国内的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品牌形象、文化内涵、商业模式、经营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从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往往体现为企业文化的塑造过程。对企业文化的内涵作用及内在机制进行解读，可进一步深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认识理解。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其作用

企业文化一般被看作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文化环境、工作方式等，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极高的生产效率引起美国一些管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震惊，他们反思美国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在大量的调查总结研究中，他们发现以往的管理理论往往关注企业中存在的资金、人员、技术和组织结构等要素，却忽略企业文化要素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要重新评估企业文化的作用，并提出企业文化理论。根据企业文化理论，企业中蕴含文化，文化中蕴含力量。随着研究的深入，管理学家对于企业文化达成了许多共识。

（一）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

美国管理学家阿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合著的《企业文化——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是企业文化理论产生的标志性著作。该书用了大量翔实的事实，探讨美国出色企业的成功之道。通过对80家企业的深入调查，他们得出结论：“强有力的文化是企业取得成功的新‘金科玉律’。”[1]在这之后，大量的研究成果都有力证明：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绩效的深层次原因。更有人进一步提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在一项针对世界500强企业的调查表明：这些出类拔萃企业的共同点，就是都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许多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谈到优秀企业的成功之道时，普遍认为，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的基础。

（二）对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约翰·科特与詹姆斯·赫斯克特经过长期的实证研究，在《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剖析：企业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容易改变；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绩效具有重大的影响；企业文化在未来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在与其他企业的比较中，领先并更适应市场经营环境变化的企业文化，才会在较长时期与企业经营绩效相互联系。[2]

（三）对企业文化创新变革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分析

从企业发展实践看，许多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往往与企业文化的创新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摩托罗拉的以人为本、韦尔奇与通用电器的“文化革命”、比尔盖茨与微软公司的个性文化、戴尔公司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沃尔玛的营销文化、IBM以沃森原则为主的企业文化等。

这些的管理事实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这也为经济学的解释、研究提供新的命题。

二、企业文化经济分析的基本观点

传统意义上，经济研究不大关注文化、企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随着企业文化影响作用的典型事实、案例不断呈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有两类：规范性研究是在若干假定的前提下，依据事物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从纯理论上演绎推导出结论；实证性研究是从调查、观测或实验获取的样本数据和资料中，发现事物的本原，从个别到一般，归纳总结出带规律性的结论。因此，在对企业文化的经济分析方面，并不在于是否夸大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而是需要理解企业文化的内在机制。事实本身并不能解释事实，在经济学理论中，所谓的解释，是指明晰的推理和潜在的可驳性。目前，在经济学领域，试图对企业文化做出解释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X效率理论的探索

对企业文化的先行研究可以追溯到莱宾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X效率理论，这一理论探讨了经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生产中的效率。通过观察，莱宾斯坦等人发现企业内部存在机会未被利用的低效现象。他进一步发现：许多工厂即使在投入上保持不变，也可以更有效率地生产；而当时的许多报告也进一步证实，两个工厂使用相同技术，但是生产力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结果？莱宾斯坦创造了一个新名词“X效率”，其中X，代表造成低效率的一切因素。X效率是客观存在的，如，在企业要素投入量给定的情况下，如果要素投入变化可以使得某些产品的产出增加但并没有使其他产品产出减少，这就说明该厂商存在X低效率，反之，则说明它没有X效率。X效率理论强调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效率来源于企业外部与内部对企业效率的激励。[3]而当企业内部管理不善时，个人努力大小的选择往往不是企业目标，而是个人私利。这种行为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不匹配造成了X效率。

为了更确切地描述企业生产活动，X效率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假设和观点：1.提出生产活动不仅是借助现代数学和物理方法精确描述的技术决定关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于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2.认为劳动合同是不完善的，雇员的实际努力程度，还必须取决于企业的激励机制；3.认为企业主和雇员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5.提出在减少X效率方面，企业家的才能发挥重要作用。[4]

我们可以发现，对X效率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新古典理论对企业文化等无形因素的忽视。虽然X效率并不完全是由企业文化因素所造成，但企业文化的不同在实际上影响了企业内部效率的差异，对X效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对企业文化作用的解释。

（二）博弈理论的“焦点”假说

经济学家克瑞普斯尝试用博弈理论对企业文化做出解说。他通过引进“无名氏定理”，说明无穷次的博弈会导致人们的合作。他的工作的意义是使经济学界注意到“个人信誉”的重要性。他将此结果应用于对“企业文化”的经济学解说。他提出了“焦点”假说：当参与人之间没有或缺乏正式的信息交流时，存在于他们周边的“环境”往往提供一种默契或微妙的暗示，在这种默契、暗示的指引下，他们倾向于不约而同地选择与各自的条件匹配的策略（焦点），从而达到某种均衡。克瑞普斯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在交流合作时，没有办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和情况都考虑清楚，都明确地写到合同中。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很容易地找到决策 “焦点”的前提，就是需要企业形成某种“文化”即决策环境。克瑞普斯将企业文化作为保障博弈中合作的方式，这种文化约束人们的合作行为选择。[5]但是，克瑞普斯的努力并未对人们理解企业文化的性质提供更多帮助，事实上，应用博弈理论具有两个无法致命的缺陷，一是存在着无穷多的均衡解；二是无法对假说进行检验。

（三）对文化与劳动制度变迁的研究

经济史学家之间就文化与观念因素的核心作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大多数学者实现了从所谓经济因素的解释到更传统的、被认为是非经济因素的解释。这些非经济因素影响人们的行为并使得人们适应基本的环境条件。诺思认为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他提出：“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非正式框架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这种框架是基本的‘资本存货’，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文化。”[6]诺思认为文化对企业家的决策具有影响。诺思进一步提出，企业家眼中“利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于新旧制度的了解和想象。这种了解和想象，受到他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影响。在知识的和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给定条件下，企业家们的决策受到他们“心智模式（Mental Structure）”的影响。[7]

在诺思的研究基础上，斯坦利·L·恩格曼受到启迪，对“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有不同的形式，有自由劳动力制度、有奴隶制，还有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力制度。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制度，产生这一制度的条件反映了文化背景和思想信念。可以说，文化观念在影响着经济行为。”[8]劳动制度发展实践表明，不同的经济和思想观念将影响人们的行为，导致行为的差异，劳动者对劳动制度的公平性的认识、看法，将会对劳动绩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劳动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的二维视角看，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变迁过程也就是劳动制度的演进过程。斯坦利·L·恩格曼举例证明：在经济史上，在美国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后，不少庄园主愿以更高的报酬诱惑他们重返庄园，但事实上鲜有成功。这一事实也说明，人不同于机器，人具有丰富的感情和多样的价值观。在当代企业发展中，在一定环境下，劳动力受到特定文化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定文化是影响劳动者工作效率的重要变量。

（四）对企业文化与厂商性质的研究

交易成本理论的提出为深入研究企业内部运作提供了有效工具。奥利弗·E·威廉姆森应用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组织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三个假设出发，将偏好视为已知变量来满足分析的需要。他舍弃了人性中复杂的内容，特别是忽略了文化观念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从代理人很容易高投机行为的假设为出发点研究组织。他声称：“信任与商品交换无关，而且……在这种联系中引入信任将带来混乱。”[9]但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是，企业中存在着文化观念远远超过了机会主义所代表的。

古奥弗雷·M.毫森对威廉姆森的理论产生疑问，认为仅使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厂商的性质是不够的。他提出：交易成本的解释可能会忽略真实世界中组织存在的某些基本的特性，因此，将解释的主要责任放在这样的概念上会带来偏差。组织的一个显著特性：组织中各个群体、个人的种类与学习速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也表明，人们在评估、比较组织和市场的协调模式时，个人不能被看做固化的投入要素。有人指出，学习能力与组织内的文化发展和传播相关。基于对厂商性质的解释出发，豪森认为不能忽视公司（企业）文化的作用，他论述说，“公司文化不仅是分享信息：通过分享实践和思想习惯，它提供了学习的方法、氛围、价值观和语言，并推动了群体和个人能力的演进。” “没有厂商能仅仅通过法律形式发挥其功能：与文化规范、已形成的常规、信任等相关的非正式关系对于组织的完整性也是极为必要的。与现代社会中其他形式的组织一样，厂商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关系的综合体。”[10]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分析，毫森提出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企业存在的原因和解释，在于企业能保障和强化群体、个人能力。具体来看，与市场相比较，作为持久性组织，企业具有一定企业文化，而这使得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无疑，豪森强调从企业文化的层面来认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边界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五）国内的研究现状

尽管国内已有大量关于企业文化的文章，但很少有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的。仅有少数的论文试图对企业文化进行经济分析。如，在“企业文化效率的经济学解释”中，卢长宝认为，“企业文化的规则化有利于企业建立成高度秩序化的组织，并由此提升企业能力，从而产生效率。”[11]杨润在“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学思考”一文中提出：“企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在人本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式。”[12]上述解释仍试图将企业文化等同于制度的功能，没有提出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有两篇并非直接研究企业文化的文章应该提到，一是刘志彪与姜付秀发表的“基于无形资源的竞争优势”一文，文中提出“企业的无形资源包括技巧、知识、关系、文化、声誉以及能力，与企业的有形资源一样，它们都是稀缺的，都代表了企业为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必须付出的投入。”[13]另一篇是金碚的“经济学对竞争力的解释”一文，在该文中，他指出：“如果将经济学和管理学密切结合起来，则企业理念、价值观、企业文化、企业伦理、信仰以及社会人文条件（信任）等就可以成为竞争力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因素。而且，在这样的分析框架内，这些因素具有原生性，甚至可以被论证为是决定竞争力的最终解释变量。”[14]但是他也认为如果这样做，对企业竞争力的解释可能会远离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启迪，研究企业对无形资源特别是企业文化的配置将是今后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简评

从上述综述中可以发现，经济学研究对企业文化的重视表明了人们对这一事实本身的重视，也表明经济学研究更加注重向现实的回归。但目前经济学者尚未能就企业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这一方面由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抽象掉了企业内部文化特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存在着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与人的文化特性之间的困境。如果坚持应用“理性人”假设来分析人的选择行为，就难以解释各种文化观念所引致的现象（如道德、利他主义、无私奉献等）；如果放弃“理性人”假设，则等于承认经济学是无法解释文化现象的。目前研究者正是采取了上述两种思路，或是采取不真实的假设来应用经济分析，或是宣称经济分析的“失效”而转向心理学的研究。

文献综述也告诉我们，企业文化不仅是影响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它的研究也将是经济学获得突破性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因为，对企业文化研究的背后隐藏着对大量文化现象的解释。如果对于文化这样一个传统经济学忽视的研究对象，成本收益分析能够显示出其统一强大的解释力，无疑是对经济学科学性质的一个证明。而当前经济学者的任务就在于寻找一个恰当的分析思路。

参考文献：

[1] 阿伦·肯尼迪，特伦斯·迪尔. 企业文化——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5-200.

[2] 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斯克特. 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247-285.

[3] H.Leibenstein. Allocative Efficiency V.X-Efficiency[J].Amer.Econ，1966，Rev.56：392-415.

[4] 罗杰·弗朗茨. 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5] 张志鹏，王仕军. 企业文化：从管理学走进经济学[J]. 当代经济管理，2005（4）：17-21，53.

[6] 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 道格拉斯·C.诺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92：169.

[8] 约翰·N·德勒巴克.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3：145.

[9] 奥利弗·E·威廉姆森.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20.

[10] 克劳奈维根. 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325-354.

[11] 卢长宝. 企业文化效率的经济学解释[J]. 当代财经，2002（2）：61-65.

[12] 杨润. 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学思考[J]. 改革与战略，1997（3）：17-23.

[13] 刘志彪，姜付秀. 基于无形资源的竞争优势[J]. 管理世界，2003（2）：71-77.

[14] 金碚. 经济学对竞争力的解释[J]. 经济管理，2002（22）：4-12.

（责任编辑：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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