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理论阐释

摘要：《文化经济学》第十一章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质与意义，首先阐释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问题意识与核心观念；然后深入剖析民族文化资本化社会含义涉及的三层面论题：问题提出的社会基础、边缘民族共同体如何参与主流及其相关文化制度的融合与创新；最后，阐释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一般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资本化；社会含义；一般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文化经济领域“独家言”（陈庆德语）的《文化经济学》，2007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其知识体系的创新建构与全面阐释，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理论阐释的特别深度，引起学界持久的阅读兴趣。读者普遍觉得这部26万字的学科专著，以解读马克思经济哲学原理为理论思维的既定目标，一方面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推进、当下迫切需要的理论建设，为学术界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又因为学术目标的超常追求，相关的理论阐释比较难懂晦涩，影响这部优秀学术著作的社科普及前景。笔者不揣浅陋，尝试立足于普通读者的阅读需要，导读《文化经济学》某些重要章节的论证过程，使其论题的主要观点、理论框架与核心论据得以彰显。本文是该书第十一章《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质与意义》导读的尝试，误读所在，欢迎指正。

一、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问题与核心观念

民族文化资本化问题的提出，其学理依据似乎存在悖论：“要求资本的一般性和全球性屈从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地方性，资本不复成其为资本；要求民族文化向一般性或普遍性层面的提升，将导致民族文化特殊性与地方性特征乃至自身的完全消失。”（P179）参考人类学和经济学的学科历史，可以寻求到的合理解释，一言以蔽之：货币和资本与民族文化的关联性产生于特殊性。因为并非每一货币都是资本，资本其实是货币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货币具体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满足某种特殊条件。“货币和资本的制度性存在”，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幻想般的力量”，能够“决定和调度”整个社会生活，把社会“整合为一个统一体”。但这是与其特定时空“社会的传承因素紧密相关的”，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殊性的表达，货币和资本所以也具有种种现实存在的民族性与地方性。换言之，民族文化资本化正是货币和资本民族性、地方性问题的实际存在，从而成为文化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

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论题，也不是天马行空似的学术想像，而是“对现实社会重要结构转变的回应”——由资本主导的政治经济系统与复杂的符号交换系统之间，构成现代社会“根本性断裂”的基本特征：“19世纪资本控制的焦点是生产、劳动或工人，而把对消费的控制基本上留给了个体……在20世纪，社会控制的中心已转向消费和消费者，后者不再被允许自行决定消费还是不消费，消费多少或消费什么。这种由‘消费’控制整个生活境地的核心在于，‘把各种资料视为全部消费符号的部分领域’，‘文化’成为了商业社会中心的关键构成。”这是与工业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结构转变”。当资本确保人们对消费社会的参与后，“通过消费行为和消费手段”，完成了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即法国理论家让·波德里亚所说的，商业社会消费文化所生成的“控制与权力结构”，表面精巧而本质专制而强悍（P180）。这样，当下“社会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这一基本事实，使民族文化的资本化成为“必然和必须”。（P182）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社会含义

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社会含义，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

这个论题首先提示我们一切属于历史的“事实性”：社会构成“首先是社会关于它自身的观念”，摆脱一切历史成见只能是一种“幻想”。可以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基点”上，看到现实生活的主要特征，即“经济支配了社会”，资本原则，成为预设在我们认识之上的“总体性观念”。（P182）这个资本概念内涵的“泛化”，既向社会提出“依资本原则行事的要求，也开启了其他各种存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经济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建构成一种利益，而且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利益；当其表现为一种‘投入’时，就有了获取利益回报的权利。”并创造出社会资本（莱达·贾德森·哈尼范）、人力资本（舒尔茨）、文化资本（皮埃尔·布厄迪）等“知识经济”概念，民族文化资本化如此成为可能。（P183）

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商品来塑造”。商品的“物质功能”满足生存性需求，商品的“文化功能”关乎意义与价值观，这种文化诉求“赋予了商品某种意义，也就同时使商品的物质存在成为文化的存在”。“商品形态的经济体制”生产着商品，“商品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体现：“商品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

民族文化资本化第一个层面的论题，“直指作为‘边缘’的不同民族，参与当代主流社会和经济的必要性和条件。”正是“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为民族认同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如波德里亚指出的：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着主流文化、边缘文化相互吸收的“双向性潮流”。（P184）由此而推动民族性的加强，成为全球化的“效应”之一，这类回应，于是构成了民族文化资本化得以提出的“现实基础”。科林斯“地位群体文化”观念，表达了文化资本存在的另一侧面，揭示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现条件问题：“民族文化资本化所关注的是地位空间的分配，只有在这种空间关注中得到成功利用的文化，才能获得资本化的转换而体现其价值。”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即理解民族弱势群体，“多大程度上真正接受或拒绝现存的世界秩序，如何从被排拒的边缘转变为参与的边缘。”（P185）

民族文化资本化第二层面的论题，关注“边缘的民族共同体”如何参与“主流”。“如何参与”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参与的形式而在于参与的目标要求”。即边缘的民族共同体“如何充分挖掘其内在的资源，以自己的特殊性进入资本所统领的”市场经济的全过程。（P186）“如何参与”问题的核心，就是“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要求获得对商品、对生活拥有的文化平等权利”。如费斯克对美国牛仔裤的分析（P187-190）

民族文化资本化带来第三层面的论题，“文化或制度的融合与创新”。这一问题的提出，“直面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文化差异的相互认同，“既不是‘同化’，也不是纯粹的‘共处’。而是以此启发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种越来越抽象的‘团结他者’的模式。它不是化异为同，不是求同存异，甚至也不是和而不同，而是以一种历史性的思维进入各种差异内部，用它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去参与和把握那些被现代普遍性话语所把握的特殊经验，来形成人类现实整体性的更宽阔、更深入、更丰富的叙事。”（P191）

民族文化资本化涵盖的内容远不止于上述层面，它还提出了诸如“人力资本的资源要素问题、某一民族文化特性如何获取产品权利的问题、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和某种具体产业形式的运作，以及如何以‘卖的就是文化’为主题来构建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等微观的操作性问题，甚至可以深化扩展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护等社会性问题。”（P191）

三、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一般理论意义

上文的阐释可见，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理论含义”，在于论证“全面引导人们充分认识不同民族和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参与条件、参与方式和参与地位”的问题；其“理论目标”，是使“当前在全球化经济参与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凭借文化意义的赋予，从被排拒的边缘到参与的边缘……进而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具体“操作层面”的指导，则“要求把文化产业作为不同民族，尤其是经济贫困民族进行经济参与的一种方式选择，作为他们改变贫困状态、提高参与地位、提升产品价值的一条有效路径。”（P192）

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更重要的“一般理论”意义，不在于跨学科涉及的，有关“民族学的相对性”和“经济学的一般性”等具体学科问题，而是正视当今世界格局和不同民族或国家的“经济地位差异”，及其造成的“文化原因”：西方发达国家所依凭的“文化渗透力和控制力”，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所发放的“意识形态许可证”，重新认识“普遍性的相对性”或者“普遍性的不完全性”。（P192）

理论意义“一般性探究的基点是对世界统一性的诉求，它起始于古希腊以自然释自然的揣摩。演出了普遍的‘相对特殊性’与‘一般规律性’、‘感性的具体’与‘抽象的理性’等等的对立或问题。”“释者为人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哲学思维方式解释世界的“共同本质”，却最终成就了生活经验的有限性与期望憧憬的无限性、感性形象与理性抽象“纠缠混杂的结局”。在这个认识基点上，科学语言的概念化、逻辑性与生活意境、诗意性的“对立和混杂”，假说与猜想“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等现象；社科语言“规律与偶然、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倒退等一系列的对应”——这一切使我们领悟到“自然的人化或物为人而存在的生存语义”。（P192）即马克思所揭示的，“物的自然性成为了‘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属人的关系’；‘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赤裸裸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同时领悟到相关认识语言表述的局限。（P193）

寻求一般性的“普遍的声音”，可能陷入西美尔《货币哲学》阐释的“循环推理”，因为，“作为一个无限的过程中才能把握的普遍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于此相对应的相对主义的努力，正是把一切普遍性融入其呈现自己的关系中。”人类历史上所存在的任何一类普遍性，都是“一种特殊性或地方性的提升。”“说历史”、“谈将来”、“看眼下”（P193），“普遍性从来就不可排除其文化上的偏狭性或局限性”。“普遍性只是一种理论假说而并不现实地存在。普遍性的自身前设性条件预先认定了中心—边缘、主导—从属等对应关系。这个自身前设性条件社会排他性地将其自身定义为人类，并且将其自身的秩序定义为文化。”只有“使整个历史服从于一种目的论”的资本原则，其“局限性和遮蔽性”被直面认识到的时候，“资本原则为主旨”的普遍性背后所存在的“特殊意志”，才可能被警惕和审视。资本的一般性要求，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不存在可适用于历史整体的概念和标准”，当把资本的一般性要求“推向极致并作为理性而称颂”时，资本这种特殊的、历史的一般性/普遍性，才成为了“唯一的标准”。

对普遍性的相对性/不完全性的重新审视，我们有可能看到世界上“社会多元化”（P194）的存在现实。并可能最终看到，不同的民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的现实发展“存在着不同的方式、道路和方向的多样化选择”。（P195）

参考文献

陈庆德、马翀炜著《文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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