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父亲滕代远兼首任军工局局长

报告里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求整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武器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任何军队都非常重视兵工生产。我军自红军时期就有了简单的制造武器的工厂。早在1930年，彭德怀和父亲率领的红三军团就有随军的修械所编制，跟随部队行军打仗，随时修理损坏的枪械，还要修复改装从白军手中缴获的武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的兵工厂原有职工108人，长征到达陕北只剩下7人，设备只有老虎钳2台，锉刀4把，风箱1只。1936年，陕北根据地成立了延安兵工厂，有员工300多人。1938年扩大到500多人。当时，在这千百年来一向封闭的黄土高原能够听到机器的运转声，已是亘古罕见的奇迹，所以，工人们对于机器和材料，都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遇到一点废铜烂铁，都要仔细捡起来回收利用。

在延安以东约8公里的一个山沟，沟里柳树成荫，一条小溪从山沟流入延河。沟里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个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工人们上下班就听敲炮弹壳的声音。军工局的兵工厂就在小庙和附近的一排窑洞里。从外面似乎看不出什么，但是，这里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靠它带动着两部车床。窑洞里还有一台立铣和一台钻床，靠人力摇动的大轮子带动。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许多工具还要靠工人自己制作，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是铁路道轨和废旧钢铁。

1937年10月，毛主席要求八路军在一年之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军工局根据这一指示提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生产方针。军工局设法从山西弄到造枪的机器、工具和材料。又从上海召来一些技术工人，并带来一些设备。兵工厂迅速扩大，军工局领导决定将厂址迁往延安西北30公里处安塞县的茶坊村。从柳树店去茶坊，必须翻山越岭，架桥过河。任务紧急，只有自己动手修筑一条路，机器设备才能运输。兵工厂的职工在政委张永励的带领下，不畏严寒与艰苦，个个干劲冲天。父亲时刻关注着兵工厂的搬迁，及时调来部队，帮助职工修路。就这样，这条路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快速修好了，工厂顺利地迁到茶坊，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对内通称茶坊兵工厂。工厂隶属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分为东厂和西厂，初创时约有职工200人。东厂为枪械修理部，西厂为机器制造部，后来还成立了引擎班、铆工班和冶金班。

1938年初，父亲将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强请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驻地，和他谈了一次话。父亲说：“我们考虑，你可以和王诤同志一起工作，由你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另外，你还兼任军委三局副局长。”李强接受了任务。

李强回国后的第一个春天就是在陕北的大青马背上度过的。这匹大青马带着李强走遍了沟沟坎坎，寻找茫茫的黄土里可供生产军火的资源：陕北的棉花是硝化棉的原料，延长石油沟的石油是动力原料，黄土冈中埋藏着铁和煤矿，羊油可以用来提炼甘油，木材则可以用来烧炭……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突然，设在宝塔山上的防空警报大钟响了。日寇的7架飞机飞到延安上空，向人群扫射、投弹，人们慌乱地跑着、叫着，延安城内黄尘滚滚。延安被炸成了瓦砾堆，人员伤亡很大。为防止空袭，延安城里的中央机关、单位、学校都于当晚迁到城外山沟里。以后日寇飞机还对延安实施了多次轰炸。父亲由于兼任延安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对于日寇轰炸他的心里十分着急，同时也为今后延安的对空警戒感到责任重大。

延安没有高射武器，这让延安的老兵工们痛在心头。东厂枪械修理部负责人刘贵福的心里更是悲愤沉痛，他与工友们议论说：“毛主席、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的安全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造高射武器，为延安的死难同胞报仇！”工人们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最后一致同意采用重机关枪改造高射机枪的方案。他们边想边议，边画边改，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提出了一套完备的设计方案，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和军工局的认可批准。

经过6天6夜的连续拼搏，两挺高射机枪终于装配完成了。经过试验，效果很好，连发性能良好，枪架稳定，转动灵活，符合实战要求。向军工局汇报后，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父亲和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非常激动，不停询问有关高射机枪的问题。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也很是高兴，大家热烈地握手拥抱，在一起唱起了歌曲。当天，两挺高射机枪就配备到清凉山和宝塔山的山顶上。从此，有力地遏制了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和骚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区又繁华热闹起来。

1939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后勤部领导军工局，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接替父亲兼任军工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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