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

收稿日期：2006-04-27

作者简介：吕福新（1950-），男，浙江缙云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浙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浙商”是一个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实基础，还有全国影响，又面临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的商人群体及企业群落，“浙商”研究体现循着超越发展的规定性与要求，具有对中国的典型意义，但是缺乏相应的分析范式。“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所基于的理论前提是人与“三种关系”的完整统一，并直接统一于主体及其属性，间接统一于主体与环境的关系。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逻辑结构是，以对客观环境的描述与刻画为基础，以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假设为前提，以相关性与自主性统一的主体性理论为平台，以相关性与自主性的动态协调为参照，以相关性分析与自主性分析、科学分析与人文分析、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角色分析与人格分析，以及共性分析与个性分析的统一等为工具，得出既具有普遍性作用又具有特殊性作用的理论。

关键词：“浙商”研究；分析范式；主体性能；典型意义

中图分类号：F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06)06-0008-06

“浙商”是一个既有历史传统，又有现实基础，特别是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为开创最具有民众性和中国意义的民营经济阵营的先锋，在当今的中国令人注目和极有影响，甚至是具有国际影响和知名度的商人群体及企业群落。对“浙商”的研究不仅具有区域性的特殊意义，而且具有全国性的典型意义，具有中国式科学发展的普遍意义。对“浙商”的研究要产生普遍和典型的意义与价值，就需要进行具有一般性的科学抽象和理论概括，要有相应的分析范式。可是，现有的学说，无论是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还是管理学都没有符合“浙商”研究目的及要求的分析范式，需要进行综合创新。

一、理论前提

“浙商”作为商人群体，首先是人，涉及人的本性、认知、能力和品行等。有关人的学问，有心理学和人文学等。但是，心理学的分析范式只适合分析人的心理特质、状态、性能和反映方式等，而人文学的分析范式则是分析人的本性以及信仰、文化和历史等。人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是与“关系”广泛和密切地联系着的。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中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人对物的问题。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第二，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第三，人对己的问题。人与自己较量，产生宗教。“浙商”研究同时涉及这三个问题或三种关系，第一个问题关系“浙商”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拥有的自然条件和科技手段等，第二个问题关系“浙商”所处的人文环境和拥有的社会条件，第三个问题关系“浙商”的素质、修养和信仰等。每一个问题虽然都有相应的专门学术研究，但是这三个问题又都普遍联系和交织在一起。同时，人与“关系”是统一的，经济学、心理学和人文学等都反映人与“关系”的统一。但是，人与“关系”的统一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层次，也有不同的角度和方位。例如，人与“关系”统一于人的心理的是心理学所

研究的，统一于经济关系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统一于伦理关系的是伦理学所研究的，统一于社会关系的是社会学所研究的。而人与“关系”的对应统一尤其是与“三种关系”形成完整统一的是主体以及与环境问题。“浙商”涉及和反映人与“关系”的统一，而且是对应的统一，还是人与“三种关系”的完整统一，属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何况，“浙商”本来就是市场或经济主体，也是社会和文化主体。

管理学同时涉及或反映人与“三种关系”的统一。“浙商”研究应该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范围。但是，传统的管理学是一片丛林，既有车间管理、工厂管理、企业管理、事业管理和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等学说，也有科学、人文、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的管理思想。同时，西方传统的管理学偏重于制度的管理，而东方传统的管理学则偏重于道德的管理。不同管理学说的分析范式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分析范式。而“浙商”研究，既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科学、艺术和心理等不同的管理，又要形成统一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要有统一的分析范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浙商”既是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又属于一般的商人群体，没有统一的分析范式无法进行与晋商、徽商、粤商、苏商和鲁商等的比较研究。但是，这种既要反映共性的统一的分析范式又要能够反映具有个性的“浙商”。这样的分析范式应该属于管理哲学，它包含和反映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文学等。这是“浙商”研究的认识与学术基础。

“浙商”虽然是人与“三种关系”统一的主体，但这样所理解的“浙商”既过于抽象，又过于笼统和复杂，还需要具体化和精确化，这是研究的科学性所要求的。人与“三种关系”的统一，可以且应该分为直接统一与间接统一两类，人与“关系”的直接统一属于或构成主体，而人与“关系”的间接统一属于或构成环境。于是，就产生“浙商”作为主体的三重属性和三种环境，即经济属性和经济环境、社会属性和社会环境、文化属性和文化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浙商”研究的基本对象。

人与“三种关系”的直接统一而产生或构成主体，集中和突出地体现在组织上。因为“组织是由人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组合所有的资源以达到期望的目标和结果，有效地生产商品和服务，为创新提供条件，为所有者、顾客和雇员创造价值，适应并影响变化的环境，适应多样化、伦理、职业形态以及雇员的激励与协调等进一步的挑战（达夫特，中译本，1999）。所以，“浙商”既是个人，也是组织，“浙商”与浙商企业密切相关。这典型地反映企业家与企业的关系，按企业家和企业理论，企业是企业家的人格化装置（张维迎，1995）。所以，作为企业家的“浙商”是关键，尤其是在“浙商”及浙商企业发展的现阶段和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对“浙商”的研究要运用企业家和企业学说。但是，有关企业家和企业统一的理论研究不多，大多是分别关于企业家的学说和企业的学说，更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浙商”研究的直接对象是“浙商”及其企业。

“浙商”是浙江省和浙江籍的商人群体及其企业。对“浙商”的研究必须重视和强调“浙商”的区域性或地缘性。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区域，浙江地处中国的东南沿海，森林和沼泽构成浙江的古地貌等；二是历史文化区域，浙江经济社会在挑战沼泽的过程中走向现代，沼泽变为良田的过程也是浙江社会精神气质形成的过程（卓勇良，2004）。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及后来的计划经济时代，浙江偏离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可谓是政治的边缘地区，受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影响较小。于是，浙江形成疾虚幻、倡实践，务实求是，义利并举，工商兼本，开放包容，变革创新，重视个体，相对自由洒脱的人文传统和思想学术历史（董平，2005）。“浙商”比较鲜明和突出的区域性与地缘性，是“浙商”研究对象的整体特性。

当今的“浙商”开始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刚刚兴起，普遍起步于个私所有和家庭经营，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和利润薄的传统产业，以及基于传统的专业市场，大量生产同质产品和进行低价竞争，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比较严重，处在其自身发展和市场经济自发演进的早期（吕福新，2004）。但是，“浙商”又面临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变革，以及国家加强对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影响程度的控制，确立和贯彻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建设和谐社会与友好环境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挑战。这就要求“浙商”既循着又超越自然历史发展，“浙商”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反映和服务于“浙商”循着超越发展的要求。其实，这也反映中国企业发展的普遍要求。

二、逻辑结构

浙商研究必须在前面分析和叙述的理论基础上，并反映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要求，建立既具有高度概括和反映一般性又包含丰富内容和体现特殊性，能够适应和促进循着超越发展的分析范式，以及相应的逻辑结构（见图1）。

(一)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逻辑起点，是对客观环境的描述与刻画。这与经济学的

分析范式基本相同，主要是从实际出发和对环境的界定，包括客观地描述环境和精炼地刻画环境特征（田国强，2005）。对环境的描述不仅要客观，而且要有相当范围和程度的涵盖，对环境特征的刻画要精炼、深刻和准确，能抓住和反映所研究问题的本质。对“浙商”研究环境的描述和刻画与经济学不同的主要在于：经济学所描述和刻画的主要是经济环境，而“浙商”研究所描述和刻画的是自然、科技和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历史和人文环境，所以对环境描述和刻画的要求和难度更大。

“浙商”研究以对客观环境的描述和刻画为基础，其分析范式除了体现“浙商”所基于的客观性，也体现“浙商”所包含的主观性。由于“浙商”是人和主体，因此客观环境尤其是社会、历史和人文环境无疑也会通过“浙商”的主观性而反映出来，或者会表现为“浙商”的主观属性和特征。这是根本不同于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的，因为经济学的人与“关系”是统一到客观的相互关系上，强调的是客观属性。

（二）“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行为假设，是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浙商”研究直接以对“浙商”的行为假设为基础，而对“浙商”的行为假设又是基于和反映其所处的环境以及所形成的属性。“浙商”所基于和反映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环境与传统是义利并举，因此对“浙商”的行为假设应该是个人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存在矛盾，因此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是否合理，是许多人都会产生的疑问。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存在矛盾是客观事实，因此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中也包含和体现矛盾，也是合于逻辑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包含和体现矛盾的行为假设不能成立。其实，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本身虽然不包含矛盾，但是基于这个假设所形成和展开的各种关系就都包含和充满矛盾，甚至会形成冲突。问题在于如何解决矛盾与冲突，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任务。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理论研究所关注的是通过制度的方式来约束和控制矛盾。而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所包含的矛盾，除了采取制度的方式外，还需要采取道德的方式来约束、控制和化解。“浙商”义利并举、务实求是和开放包容等的文化传统及其属性和特征，也有利于解决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假设所包含的矛盾。而且正因为如此，基于这种假设所展开的外部关系包含的矛盾比较缓和，较少形成冲突。所以，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对于“浙商”研究来说是合理的。

（三）“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研究平台，是相关性与自主性统一的主体性理论（吕福新，2005）。相关性所体现的是相互关系的属性。相关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由于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其相关性理论所反映的是自利的私人关系或私人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主要是有关制度的理论。制度属于主体间性，但可谓是间接的主体相关性。而由于“浙商”研究的假设前提是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因此其相关性理论所反映的就不只是私人的相互关系，也有公共的相互关系，内涵更丰富，理论也更复杂，除了有关制度的理论外，还有关于和强调道德的理论。道德也体现主体间性，但往往是直接的主体间性，尤其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道德更是体现直接的主体相关性。由于“浙商”所基于和反映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环境包括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因此“浙商”主体相关性所反映的私人的相互关系与公共的相互关系虽然存在矛盾，但是可以通过制度和道德来协调与统一。当然，“浙商”所基于的客观环境和所反映的相互关系以及主体间性是变化的，“浙商”内部也存在差别。于是，“浙商”研究所体现的相关性的内涵和水平也是变化和有差别的。

自主性是主体的自主属性，它包括自主意愿和动机、自主认知和能力、自主品德和情操等维度。自主是以个人独立为前提，以自我为基础。“浙商”的社会、历史和人文传统包括个人独立的意识与倾向，普遍的个人独立和自主是“浙商”相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人文传统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同时，由于所基于和反映的客观环境特别是社会、历史和人文传统存在差别，所以自我意识和感知等的范围与程度，以及自我属性、内涵和水平，还有自主性的维度等都是存在差别的。就自我或自主认知而言，基于和反映西方文化传统的主要是自我理性认知，而基于和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的则强调自我德性认知。“浙商”既有理性认知，也有德性认知等，但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人群体来说理性认知比较突出，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商人群体来说则德性认知较强，因此是比较综合的，自主性的其他维度也大致相似。当然，浙江不同地区商人群体的自我和自主的属性、内涵和水平是有差别的。

相关性理论是“浙商”研究平台的横坐标，自主性理论则是“浙商”研究平台的纵坐标，两者的统一构成完整的浙商研究理论平台。西方经济学是以个人的独立和自主为基础，但主要包含和体现在相关性中，即形成私人相关性的理论，而没有形成为相对地独立于相关性的自主性理论。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是公共相关性，忽视或限制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有必要把自主性突出起来，而且还包括和体现由公共相关性决定的自制等的自主性。所以，作为“浙商”研究的理论平台，其相关性理论和自主性理论都是比较丰富的，两者的统一构成比较完整的主体性理论，进而形成和发展为比较完整的主体行为理论。

（四）“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参照系，是自主性与相关性的动态协调。参照系指理想状态下的理论模型。正象经济学一样，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一种衡量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差距的参照系，“浙商”研究的参照系也是一种均衡或协调理论。但是，“浙商”研究的均衡或协调理论，其内容有别于经济学，主要是自主性与相关性的协调，也包含相关性内部的协调，其方式主要是动态协调，既包括对称的协调，也包括非对称的协调，尤其是非对称协调更是动态的。例如，在目前的环境和条件下，“浙商”财产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静态通常是非对称的，是资本雇佣和控制劳动，要实现非对称协调，就需要资本的所有者充分发挥自主性，提高自我的觉悟和境界，超越非对称关系的限制，以建立和发展一种协调关系。这是一种反映时代特性及要求而超越于现实的理想状态，是“浙商”研究的参照系。它突出地反映相关性与自主性的对称协调规律，以及相关性和自主性非对称的现实与协调要求。

（五）“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方法与工具，是科学分析与人文分析等的统一。“浙商”研究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而属于综合的管理学研究，既需要进行科学分析，又需要进行人文分析，使“浙商”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作为科学分析的对象主要是自发的相互关系和自然的演进过程，所以对“浙商”的研究需要进行自发形成分析。而作为人文分析的对象主要是自觉的意识行为和选择的演进过程，所以对“浙商”的研究需要进行自觉选择分析。管理学的基础是经济学和心理学，对“浙商”的研究无疑要进行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以及两者的统一。经济分析主要是基于资源稀缺和为了提高效率，而心理分析主要是反映心理状态，为了提高快乐和幸福感。所以，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统一的“浙商”研究，是要实现财富与幸福的协同增进。财富与幸福往往不成正比，而这正是“浙商”研究的重要课题，也突出地反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浙商”研究无论是科学分析和人文分析，还是经济分析和心理分析，它们都统一于主体分析。对“浙商”的主体分析，除了相关性与自主性的属性分析外，还包括角色和人格的行为分析。角色是反映社会规定及外部相互关系的行为模式，主要反映主体的相关属性；人格是反映人性表演及其内部结构关系的行为模式，主要反映主体的自主属性。当然，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人格也包含和体现主体的相关性，而角色必须由主体的自主性去认知、体会和扮演以及创新等，两者的统一形成角色人格（吕福新，2001），角色人格是主体完整的行为模式。

三、典型意义

“浙商”研究分析范式基于对环境的描述和刻画，其假设前提是个人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其研究平台是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主体性理论，其参照系是自主性与相关性的动态协调，其方法是科学分析与人文分析、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角色分析与人格分析等的统一，这些都具有共性或一般性。它们不仅反映浙江商人群体共同具有的属性、内涵及行为方式，而且也反映中国商人或企业家和企业的共同属性、内涵及行为方式，甚至还可以说是反映世界商人或企业家和企业的共同属性、内涵及行为方式。因为他们作为主体都具有基于客观性的自主性和相关性，两者统一的主体属性和功能及行为决定他们的存在、作用和发展。就东西方的差异来说，也不否定“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普遍意义和价值。因为在西方社会，商人群体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完全是只讲理性，即不仅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和文化人，也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企业、社会和国家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以及讲德性等。因此，对“浙商”的研究具有普遍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作用。其普遍的理论作用是：基于对历史和传统的继承，反映客观的环境和条件及其变化，基于和反映各种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挥自主性的作用，创造性地开展商务、社会和精神活动，协调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协调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经济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协调财富增加与幸福增进，使个人和共同的综合利益最大化。

“浙商”研究所体现的分析范式也具有不同的现实针对性和特殊的意义与作用。首先，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地区和国家，人的行为假设存在差别。西方的传统主要是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的传统则是强调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浙商”的个人利益取向比较突出，而“苏商”和“鲁商”的共同利益取向比较突出。然后，主体属性与内含存在差别。西方社会主要是个人独立、自由和自主，以及自发地形成和展开的私人相互关系和角色关系，个人构成组织和处在组织之中。而中国的传统主要是国家、单位和家庭的统一与协调，是个人遵从和维护公共关系和人情关系，同时又是一种封建、宗法和计划的等级关系，以及一些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和拥有特权。“浙商”具有比较突出的私人性、民众性和竞争性以及通过跑供销和建立专业市场等而形成和展开的相关性。而其他一些商人群体则具有官方性、行政性、团队性和垄断性等。再后，主体行为方式和性能存在差异。西方主要是向外以获得财富和权利以及拓展生存发展空间，重视和推进制度建设，而中国则强调向内，注重修养和道德。“浙商”行为的外向性比较明显和突出，积极主动地向全国市场乃至国际市场拓展，“哪里有市场那里就是浙商，哪里有浙商那里就有市场”，便是鲜明的写照。“浙商”研究理论的特殊性需要通过对“浙商”与“徽商”、“晋商”、“粤商”和“苏商”等的比较研究来反映和体现，同时通过对浙商内部各商人或商人群体的独特性或个案研究来体现，形成具有特殊作用和价值的理论，用以指导浙商的发展。前面所说的“浙商”的特殊性，其实主要是反映浙南商人群体特别是温州商人群体的特性。当然，温州商人群体还具有其他特性，如地缘经济和文化联盟的特性，温州人很“抱团”。

“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更具有中国的典型意义。浙江义利并举和工商兼本的传统，以及开市场经济的先河，是民营经济的大本营，是原发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同时又处在当今时代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和谐社会与友好环境，实现长期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的要求。对“浙商”的研究突出体现以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为假设前提，集中反映相关性与自主性统一的主体性，以及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等的统一。而这正是中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以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定与要求。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特别需要进行相关性分析与自主性分析、科学分析与人文分析、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角色分析与人格分析等统一的主体性分析。因此，对“浙商”的研究具有中国的典型意义，“浙商”研究的理论具有对中国的普遍作用。“浙商”研究的这种典型意义和普遍作用，是在反映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以及发展的要求与趋势的前提下，通过对“浙商”内部各个地区商人群体（如浙南的商人群体更多地追求个人利益，主要向外，开拓市场和开展竞争，而浙北的商人群体则较多地追求共同利益，重视向内，开展合作，提高素质和道德修养等）的比较、分析和综合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是“浙商”研究理论的一般性和综合性与特殊性和典型性结合的集中体现。

“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典型意义，集中地体现为反映循着超越自然历史发展的要求。西方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发展是以个人独立和自由为基础，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采取理性行为，形成和发展私人社会关系，重视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逐步发展到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经济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开展合作和重视文化建设等。而这是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自然历史发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这样的自然历史发展，但是既面临当今时代和国际环境的挑战与要求，又具备强调共同利益和重视道德伦理以及个人觉悟和修养的历史传统，具有实现既循着又超越市场经济自然历史发展的需要与可能。而“浙商”正是循着超越自然历史发展的典型代表。

“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典型意义，主要通过运用和体现其分析范式的逻辑结构来实现的。图1中的J线，是基于个人的独立、自由和自主，而从相关性分析着手和展开，向自主性分析提升，经过科学分析和人文分析、经济分析和心理分析、角色分析和人格分析，以及共性分析和个性分析而不断地扩展、丰富、加深和提高。这是基于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传统而吸收东方的思想和文化形成和展开的，体现循着超越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分析逻辑，特别适用于对“浙商”和中国企业循着超越发展的组织制度建设的分析与研究。而I线是基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主要是公共关系，而从自主性分析着手和提升，向相关性分析展开和推进，经过人文分析和科学分析、心理分析和经济分析、人格分析和角色分析，以及个性分析和共性分析而不断加深、提高、扩展和丰富。这是基于东方的思想和文化传统而吸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而形成和展开的，也体现循着超越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分析逻辑，特别适用于对“浙商”和中国企业循着超越发展的文化道德建设的分析与研究。J线和I线的统一，也就是相关性路径与自主性路径统一的循着超越发展的主体性分析逻辑，特别适用于对“浙商”和中国企业循着超越发展的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的分析与研究。

当然，“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也适用于对“浙商”和中国企业主体性退化和衰落的分析与研究。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L 达夫特. 组织理论与设计精要（中译本）［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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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卓勇良. 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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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福新. 企业家角色人格——对企业家的哲理思考［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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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国强.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 经济研究，2005，（2）：113-125.

［8］吕福新. 企业主体性产权理论的构建——相关与自主统一的属性所有权［J］. 中国工业经济，2005，（10）：50-57.

(责任编辑　鲍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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