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妈妈

每人都说自己的妈妈好,因为妈妈对自己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是全身心的。我觉得我的妈妈真好,而且我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之一。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她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尤其是身教言教会影响到人的一生。我的妈妈是我的榜样,她影响了我的一生。她和她的作品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人们喜爱她的作品,因为她作品的核心是爱。人不能没有爱,生命不能没有呵护和责任。妈妈的作品谈爱:爱人类,爱妈妈;爱大自然,爱星星,爱大海;爱生命,爱植物,爱动物。爱是不分你我,爱是没有国界的。

妈妈在1986年1月为《婚姻与家庭》杂志写的文章《论婚姻与家庭》中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强盛的国家。”“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的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等等之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妈妈在回忆写这篇文章时说:“我接受写‘论婚姻和家庭’这个任务,正是我沉浸于怀念文藻(注:她的老伴)的情绪之中的时候。我似乎没有经过构思,提起笔来就自然流畅地写了下去。意尽停笔,从头一看,似乎写出了我们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愿望和努力的实践。”

遗憾的是妈妈和她的作品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边缘化了。那时强调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斗其乐无穷”,“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是一种暴力的文化,独断专制的文化,一言堂。爱妈妈有罪,人没有爱,没有无私的爱,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亲情、友情和同情。人变得对一切都冷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真诚,谈心、交心,所以我们现在是道德沦丧,人们失去了道德的底线,因此现在谈冰心和她的作品非常重要。世界上有多种文化,非暴力文化很是重要。她写的就是非暴力的文化,人与人应相爱,相互尊重,相互容忍,团结友爱。这种理念和教育极其重要,对每一个人,对老师,对做媒体工作的人和做父母的青年人尤为重要。做父母的人不是有了孩子,就会或能够承担做妈妈和爸爸的角色,要学习,要改变自己和完善自己,要认真地思考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又该如何做出榜样,让孩子学习。

我真是一个幸运儿,出生在一个自由、民主和充满了爱的家庭里。我的妈妈谢婉莹(笔名:冰心)在北平燕京女子医科大学念书,我的爸爸吴文藻在清华学堂上学。1919年,正在他们读大学的时候,爆发了“五四”青年爱国运动,他们都受到了这场运动的洗礼,深知民主与科学对一个人,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界的重要。妈妈参加许多学生的活动,拉下了很多的实验课,她的导师建议她转读文学。1923年我的爸爸和妈妈在去往美国的邮船上巧遇。妈妈去攻读文学硕士,爸爸去攻读社会学。妈妈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爸爸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先后都回国在燕京大学教书。他们信奉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他们在一生做人的过程中都坚持用普世价值观规范自己的行为,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自然。在当老师教书的时候,以身作则,他们注意教书育人,和学生建立极好的师生和朋友关系,关心学生的人品、学业、婚姻和家庭。

在家里,爸爸和妈妈永远是以身作则,他们常用启发的方式教育我。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把普世价值细化了。他们要我尊重人,看人不以他的性别、出身、地位、钱财来决定对他的态度,而是看他的人品,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不骂人,不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爱清洁,不睡懒觉,遵守纪律等。这些细化的普世价值观使得我一生受益,使我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财富——许许多多真心、友爱的朋友。我们团结,相互分享与支持,使我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爱做、想做的事业。这样温馨的家庭培养了我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加上坚持了六十年体育锻炼,使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渡过一个一个难关,经受侮辱人格的“斗争会”和军垦农场的严重超出体力,惩罚虐待性的“劳动改造”,也使我有勇气和毅力去推进民主、自由法制、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身为公民和人大代表的我决心学好宪法,并在现实生活中用好宪法,用宪法监督政府,法院和监察院。我鼓励找我的公民去学和用宪法,用宪法维护他们的权利。有了这样的价值观为做人的基础,我和来自世界各地、中国各地的人交朋友,尤其是与来自自然条件贫乏,基础设施缺失的地方的人成了姐妹和兄弟。

我是爸爸和妈妈最小的一个孩子,我是1937年11月出生在北平。那时北平已经沦陷,爸爸和妈妈早就想离开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和奴化下的北平,就是因为妈妈的预产期是11月,他们只能耐心等我长到八个多月,能比较方便地带我上路。我们全家先去了云南,爸爸在云南大学教书,后来又去了四川重庆。云南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些片段的印象。我有一只小狗,名字叫小黄,我一直保留了一张我和它的照片,但是在灭绝人性的“文革”中,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间不到十一平米的宿舍,多次被抄家,照片被红卫兵拿走了。另一个记忆就是我住在云南呈贡时,不慎从二楼滚下来,好在滚到一二楼之间的平台上停住了。妈妈那个时候在呈贡简易师范做义工——教书,有空经常带着我到外面的小山上散步,也让我能自由自在在大自然中游玩。

自由与规范:我是老小,又成长在二次大战的抗日战争中。我们住在四川重庆的歌乐山上,哥哥和姐姐都上了学,那时没有“幼儿班”,因此妈妈给予了我充分的自由。上学前凡是妈妈在家的时候,她就会给我讲很多富有寓意的故事,如三只小熊,老大贪婪,有什么吃的东西,总挑大的、好的自己吃,不管比他小的熊。老二奸诈会使坏,也能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老小最厚道,常常想到别的熊,有吃的时候总挑选最小的和不被别的熊认为好的东西吃。妈妈通过故事培养我成为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自私霸道的孩子,而是能做一个想到他人,与他人分享快乐的人。她既给我自由,又规范我的行为。她从来没有说过男孩子玩的游戏女孩子就不能玩,如爬树、打弹弓、捉鸟,这就给了我充分的自由及想像力。我看过美国电影《人猿泰山》,非常羡慕泰山依靠大树的树藤在大森林中荡来荡去,优哉,游哉!于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我找了一根晾衣服的绳子,爬到很高的树上把它系上,我就吊在上面学着泰山在山中来回地游荡。一会儿,绳子就断了,我从高处摔了下来,出了鼻血,腿也破了。我哭完,洗完,回家了,对谁也没说。这是我自己干的,自己要承担责任。我懂得了自己要学会保护自己,自己要承担自己做出决定的后果。

平等:在我们家,孩子不仅是家庭的成员,更重要的是人。我们孩子也是人,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的需求,是孩子的视角,无非我们还幼小。但是,我们的看法得到父母的尊重,合理的需求也得到满足。他们用平起平坐商量的方式和我们谈话。他们热爱和信任我们,平等地对待哥哥和我们姐妹俩,既不溺爱,也不无原则地放任我们。自小妈妈就告诉我“你先是人,才是女人”。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因为是女孩子,就不能玩一些游戏。妈妈曾在“乱离中的通讯(通信)”这样描写我:“……二妹是像一只扯着满帆的船,到处驶,到处触礁,可是一天总是笑嘻嘻的……”

我们家因为孩子多,妈妈又不是“全职太太”,所以妈妈一直请人帮助她带我们几个孩子和做家务。妈妈尊重每一位到我们家做事的人,从不跟她们红脸,有什么事都是好好地谈。我出生后就由富奶奶照顾我,她的女儿是我们的秀琴姐姐。等她长大了,妈妈和爸爸送她到重庆的复旦大学学习。我们后来与富奶奶的孙儿辈都有联系,他们管妈妈都叫姥姥。我就成了他们的二姨。

我们是1955年搬到民族大学家属院的,当时周围住了好多“四季青”的社员。妈妈平易近人,从来不以人的地位、财富、学历等来划分人。那时我们认识了好多社员,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他们还不时来看望妈妈。

妈妈在“文革”后期,先去了作协的“五七干校”,后来我爸爸“劳改”结束了,分到“民大”的湖北七里湖“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为了妈妈和爸爸二老有个相互照顾,作协同意妈妈转去了民大的干校。妈妈到“民大”干校后结识了一大批“民大”的教职员工,他们非常尊重我的父母。在干校他们相互关照,返京后一到过节,他们都带着全家来探望爸爸和妈妈。他们觉得爸爸和妈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善良可爱可亲。

朴素高雅:妈妈是很有素养的人。她很会着装,注意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非常得体。平时着装非常整洁、朴素、大方,不讲究。记得我小的时候,住在歌乐山,有多次来人找妈妈,一敲门,门打开后看见一位中年妇女穿着一身阴丹士林的蓝布大褂在擦房间。没有见过她的人总以为她是家里的保姆,就说:“你们家的太太呢?”当他们听到“我就是”时,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很不好意思。

解放以后也一样,在家她穿长布裤,上衣要么是对襟的中式罩衣,要么是衬衣,脚上穿着有襻的黑布鞋。妈妈不喜欢看到人在家穿拖鞋,她认为这太懒散,因此我们在家从不穿拖鞋,除了要洗澡才换上,洗完了就脱下。但是,只要妈妈出去开会或出席外事活动,她的着装就不一样了。她根据活动的不同情况、不同时间和地点,穿不同的衣服。有外事活动或出国时,她永远穿中式旗袍,色彩搭配非常协调,美观大方。她的鞋和手提包的颜色是一样的。有时她会戴耳环和别针,穿高跟鞋,搽上淡淡的口红。“民大”家属院里有好多老师和职工认识她,每次只要他们见到妈妈穿上有裤线的料子裤,或有式样的上衣就会说,老太太今天又要出门参加外事活动了。

鲜艳服饰:到了重庆歌乐山我就三岁多,能自己独立行动,外出去玩了。由于我几乎每天都在山上玩,是一个“野孩子”,妈妈怕找不到我,总让我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只要看到绿色的山中有一点红,她就会对着那面山叫“老二,天黑了,回家喽!”我会马上答应,然后飞也似的跑回家。

爸爸在1942年的春天得了一场很重的肺炎,住在山下的“中央医院”,妈妈陪着爸爸住院,我们暂时由妞妞表姐照管。妈妈好久好久都没有回家,但是我们不知道妈妈是日夜守护在爸爸的病床边。那时妈妈身体非常单薄,不到八十斤,还有吐血的毛病。盘尼西林是新发明的专治肺炎的药,她为了救爸爸到处找药,找医生。爸爸和生死进行了顽强的搏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妈妈有的时候不能陪着我的原因,她要写书,卖钱给爸爸看病。妈妈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关于女人》。爸爸病愈后回家休养,妈妈和富奶奶为了让爸爸高兴,给我穿上一身淡黄色的衣裙,头上扎了一条很宽的大黄缎带,非常好看。我爬到爸爸的床边,由于病痛的折磨,好久没有笑容的爸爸,终于笑了。爸爸笑了,妈妈也高兴了。我和我的色彩鲜艳的衣服给他们带来了快乐。因此妈妈说“我是她的快乐”。

礼貌对人:重庆歌乐山是我第一次上学,成长的地方,我的记忆也就开始比较完整。从小妈妈就教育我要有礼貌,要尊重人,看见人要学会打招呼;接到吃的东西或礼物一定要说“谢谢”;与人告别时一定要说“再见”。不能打人,骂人,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记得一次我骂一个哑巴,妈妈听见了,找我谈话,她说这是一件很不对的事情。她要我学会换位思考。她说如果你是个哑巴,不能说话,别人骂你,你也回不了嘴,只能听着,你会有什么感觉?我想也是,这是很痛苦的。我慢慢学会了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

清洁与保护环境:妈妈教育我要爱清洁,每天吃饭、吃点心前一定要洗手。尤其因我喜爱小动物,猫和狗,经常和它们在一起,拥抱它们,给它们刷毛,跟它们一个被窝睡觉。做功课,看书前也要洗手,否则会把书本弄脏。妈妈还培养我天天早晚刷牙,牙刷用完后要记得把它放在杯子里,刷头朝上,使得刷头能接触空气,这样卫生。糖纸和用过的废纸不能随地乱丢,在外面要丢进垃圾箱,如果找不到,就放在口袋或包里带回家再丢。绝对不能丢在大街上及公共场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我组织“北外”英语系的青年教师到北京郊区鹫峰旅游,看见多群青年男女吃完了面包、腊肠、鸡蛋、苹果把包装的纸、蛋壳、果皮扔了一地,把喝完的啤酒瓶在石头上敲碎,到处都是玻璃碴。如果有人正好摔在这堆玻璃碴上,简直不可想像。回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她马上写文章提醒孩子们在春游和放假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卫生。

热爱生命:从小我就很淘气,喜欢在外面“疯”,喜欢小动物,喜欢观察蚂蚁、蜜蜂等昆虫。而且,我喜欢玩的“游戏”,一般是男孩子玩的。我逮麻雀,用一个小纸盒,里面放上一些米,用一根小木棍撑起盒子,棍子下部用绳子拴上。小鸟来吃米,一拉,鸟就扣在盒子里了。妈妈不希望看见小鸟死在我手里。等到天快黑了妈妈就问我,天黑下来了,你还在外面,你最想干嘛?我说,天黑了,不能玩了我就最想回家。她又问,回家最想看到谁?我说,就是你。我就扑到妈妈的怀里,抱着她亲亲。妈妈说,你把小鸟放了吧!它也想回家看它妈妈了。它妈妈也在等它呢!我想想很有道理,马上就把小鸟放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逮小鸟了。妈妈使我懂得凡是有生命的物质,尤其是动物,都有亲情。她很注意培养我的责任感,她同意我养动物是有条件的,我要保证它们有饭吃、有水喝,每天晚上要把它们找回家,还要给它们刷毛。

生命也包括花草、树木,妈妈也要我爱惜路边的花草。公园里的花和别人家种的花草是供大家欣赏的,绝对不能随便乱摘,也不能把垃圾丢在草地上,一是脏,另外也会影响草的成长。花草也像人,也是要在爱中成长起来的。

说真话:从小妈妈就要我们说真话,绝对不能骗人、偷东西。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不希望我在外面玩得太久,就定了一条规矩,放学后四点以前到家就给我和姐姐吃两块饼干。那个时候我们小又馋,就决定偷饼干,但是很快被妈妈发现了。她在铺好的床上发现了饼干盒的印子,就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要我们坦白,承认错误。我们一开始拒绝承认,在妈妈多次诱导下,没有办法,才承认。妈妈为了让我好好记住所犯的错误,做一个说真话、有信誉的人,就让我喝剥掉糖衣的奎宁药片泡出来的很苦的药水。妈妈知道,喝了以后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后来我一直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但是在“文革”期间,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我说过假话,使得一位领导加重了罪行。我吸取了教训,即使又受到打击报复,我再也不说假话了。因此,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慢慢发展到只说真话不说假话。

百年大计: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世界上教育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一个重要工具。妈妈在家受到了非歧视性教育,使自己受益匪浅,懂得男女都先是人,才分别是男人和女人。到学校念了中学和大学,又出国读了研究生,她知道教育对一个人,尤其对女人有多么重要。有公民内容的教育使妇女和男人懂得自己的权利和社会责任。她当过教师,知道教书育人是首位的。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知道教育是身教重于言教。她一生关注教育,为了提高中国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写了多篇文章要求提高中小学老师的工资。老师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教学工作中,我们的教育质量才可能跟上世界水平。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替她去了她的老家——福建长乐的横岭村。那里的教学条件很差,妈妈马上把她当天收到的稿费捐给当地的小学。我从1989年5月成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社会性别专家以后,有机会去西部贫困地区,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缺水干旱的甘肃会宁。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了贫困,出生在农村的公民,农民,男女老少吃不饱,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饱。在我们的报纸上是看不到的。这对我是一次震撼!把我震醒了!我哭了!我的心在流血!这是一个老的革命根据地!解放都四十年了!这是为什么?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一定要努力为出生在农村的公民服务,尤其是妇女和女童。回来我和妈妈分享了我的见闻。妈妈和我一起痛哭。在1995年10月5日,妈妈九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她的七本全集出版了。她决定将全部稿费捐给支持农村妇女的农家女组织。这稿费是妈妈爬格子写出来的。一千字三十元!这笔钱用到了现在在北京昌平区的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

妈妈也支持我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来到北京打工的公民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和打工子弟学校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而奔波。她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得到相等质量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由政府出资。

信任支持:妈妈一向支持我的教学和人民代表工作。1983年我从美国进修回来,英语系决定由我负责来自北京、青海、内蒙和山西中学老师来系里进修两年的培训工作。当时中学英语老师队伍很不稳定,由于中国刚刚开放,许多国家外贸机构在发展,到处用高薪和提供住房等优越条件到中学挖掘人才。而当时中学老师工资不高,住房有困难,因此吸引了很多英语教学骨干离开教育战线,这就必然影响到中学英语教学的质量。我希望经我们培训后的教师能够坚守自己的教学岗位。我和妈妈一谈,她同意我把我班的教师学员带回家,妈妈和他们谈教育的重要和当老师的快乐。

1984年我当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选区的海淀区人民代表,我是第一个依据宪法设立周二接待日的代表。我还给大家我家的电话,我家的电话工作效率很高。我经常不在家,妈妈开玩笑地说:“我不是人民,她出去为人民服务了!”

1987年底我被海淀区人民代表十人联名提名为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的候选人,经民主选举,当选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1988年初在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是唯一一名通过极不民主的举手方式表达了我的意愿的代表,两次反对和两次弃权。道理很简单,运动员不能同时当裁判员。依据宪法,人大是监督政府,法院和监察院的唯一合法机构。因此,我认为只要在这三个机构工作的人员,不管哪一级的,一律不应成为候选人,为此我投了两张反对票。两张弃权票是我反对当时的中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进入大会主席团,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了“黄帅事件”。他的笔名是余心言,他的文章一直在误导读者,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代沟等等,此人不能代表我。还有一些代表身体很不好,要人搀扶,带氧气管入场。我们不应难为他们,他们应该休息了!另外我要求在大会议程上增加代表的大会发言,让公仆听到人民的呼声。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有争论的人物”。有人说我“反党”,“反对社会主义”,也有人说我“疯了”,“神经不正常”,“好出风头”等等。但是,我得到了许多代表暗暗的赞许。我回家跟妈妈一说,她马上挥笔给我写了林则徐老先生的两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为北京市人民代表的爱女吴青。”

世界公民:我是“七七事变”后出生的人,自我出生,爸爸妈妈就带着我逃难。谁造的难?日本军国主义。到了四川以后,我们几乎天天要进防空洞。我们算幸运的,在后方,没有被炸死。

日军的飞机天天来轰炸,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平民百姓被炸死,而我们自己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行,高射炮根本打不到日本的飞机。几年下来,一听到飞机的“轰轰”声,我的脸色马上就变得煞白。我恨日本人,妈妈更恨日本人,因为她的爸爸谢葆璋参加过中日海战。他的军舰“来远”号被炸沉,他的好友牺牲了。他在妈妈小的时候就给妈妈讲述了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故事。

1946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美英法俄是战胜国,中国要派代表团进驻。爸爸的好朋友朱世民将军,一位美国军事名校西点军校毕业生,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后,他邀请我爸爸任外交组的组长。经批准,爸爸带我和妈妈在我九岁生日那天抵达日本东京。从机场到我们的住处几乎看不到什么建筑,因为美国的轰炸机在停战前已经把东京几乎夷为平地。快到住处我们看到一间窄小的木屋在着火,一些人在用桶泼水救火。等我们到了住处才听到消防车的声音。我想等车到,房子也没有了。

到了日本,我就对自己说:我决不学日文,更不和日本孩子来往。我恨他们,我恨他们每一个人。而我妈妈一到日本,就开始请人帮她寻找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日本籍同学,最后找到了四位。妈妈马上安排周四的例行聚会。我们的大师傅每周四除了准备丰盛的中饭外,还做了很多饭菜让阿姨们带回家,和家人分享。我管妈妈的同学叫阿姨,每周四她们都和我们分享她们和她们朋友的发生在战争中和战后的故事。在战争中许多人民反战,这些人受到威胁恐吓,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送进监狱。人民永远是憎恨战争,热爱和平的。战后日本物资匮乏,所有的食品都配给,住房拥挤,不够吃,不够穿。我一边听故事,一边流泪。人民太惨了!

第二年我爸爸和妈妈得到一本书——《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书中有许多的图片,有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和日本军人到各地的扫荡图片。有一个日本军官杀了九十七个中国人,吃了他们的心。我看了非常生气,要采取行动。我把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小孩子组织起来,六个男孩,他们都会骑车。我们约定,他们等我的电话,接到电话就骑车出来。我是第一辆车,后面跟着六辆车。看到日本小孩子,我们就会骑车一边大叫吓唬他们,一边追赶。我还准备了小急救药箱,一直留着,到最近装修房子搬家时才丢掉。我们干过几次,觉得很过瘾,这下报仇了!不久被妈妈发现,这次她气急了,找我谈话,说我这样做很不公平。日本孩子没有侵略中国,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凭什么他们要替军国主义来承担责任?人民反对战争,这样做只能延续仇恨,而不会懂得相互谅解。我应该和日本人民的孩子交朋友。妈妈还给我创造机会,先和她的朋友的孩子交往。通过这次谈话和妈妈的榜样我懂了,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百分之百地代表自己的人民。政府做的对的,公民就支持,政府犯了错误,有良知的公民就要批评,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也才是一个世界公民应做的。爱国与世界公民是统一,不是矛盾的。

我是一个幸运儿,和妈妈一起生活了五十七年。我看到妈妈是如何对待人生,如何面对困难和灾难。她坚持不渝的信念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种信念在我几十年的人生中也得到了验证,我愿和大家分享我妈妈的这份大爱。

完稿于2010年5月母亲节

摄影/陈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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