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图像史料学的建构

文学史料学作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与参与，不过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图像史料的搜集与研究显然还没有引起文学史料学界的普遍重视。在中国文学图像史料学的研究领域，已出现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搜集了大量的图像史料，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插图本文学研究著作，并对图像史料的新颖性、资料来源的可靠性等提出了要求。杨义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系列著作中践行的“文学图志”，以历史為经，以书刊装帧插图、报刊漫画、历代绘画、故居摄影等为纬，形成以图出史的文学史编写模式。笔者也对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图像史料的类型、时空观念及图志本、插图本的区别以及图文关系类型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①。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图像史料的作用、图像与文学的关系、图像的选择经验等进行了分析，不过相关研究不仅数量相对有限，且大多聚焦于一部著作或图文关系的某个侧面，尚未将图像史料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加以探讨。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考虑这些问题：中国文学图像史料学由哪些史料来源构成？在图像史料逐渐渗透至中国文学研究著作的背景下，又存在哪些制约图像史料学发展的因素？在图像史料学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趋势时，如果学界仍无法对图像史料学的性质、概念、分类、实践情形等有基本了解的话，在文学研究著作中使用图像史料就难以形成特色。因此，对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料学的厘定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文

图像史料进入中国文学研究是近二十年学术出版界的一大景观，出版的文学研究图文著作已经十分客观。人们通常将图像史料进入中国文学研究溯源至1932年郑振铎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图像史料学研究著作的肇始。事实上，中国古代对于图像的使用有着悠久的传统。如果将传说中的“山海经图”“河图洛书”“河精献洛书”等视为图像与文字的一种结合形态的话，那么中国图文互文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古时代。《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独特的志怪典籍，多数学者将其视为中国早期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作。该书所记录的远古时代中国的自然、人文地理内容极为广博，其中的图像主要有《山经》地图、《山经》异兽图、《海经》地图、《海经》异兽图。关于河图洛书是否伪作、河洛是否为八卦来源等问题宋代以来存在较大争议，但将二者视为图文互文则并无问题。通常人们将河图洛书看作以河图为体、洛书为用，二者是一部关系紧密的图文著作。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收藏的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出土器物河精献洛书玉像，亦可视为图文关系的一种变体。这座玉像中的人物将卷轴置于神台，其袍衣正面有线刻牙璋，中有象形文字。上古时代的这些图像有些虽已遗失，但由此形成的图像与文字的传统却延续下去，其中的深远影响在于“受《山海经图》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图经’学术传统。图经又称图志、图记，意指附有图画、地图的地理志，是中国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编纂体式”②。虽然上古时代的图像传统一直绵延不断，但此时的文学尚未独立出来，并且囿于传播载体的限制，此一时期的古代典籍常刻记于兽骨、龟甲、石头及竹简、木牍之上，主要为文字表述，很少有图像史料，或者已经散佚，因此文字是记录的主要载体。虽然后世流传的《诗》《孝经》《尔雅》《论语》《春秋》等经典著作多有图像以教化民众，但这些典籍在上古时代并无使用图像的条件及意识。

到了汉代流行为图画人物进行说明的画赞，并逐渐演变为对于图画对象的歌颂，也是一种简单的图文关系。当然这些画赞的主要功用不是基于人们自觉的图文意识，而是其所承担的借助画像、画赞进行道德教化的责任。虽然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陆续证明，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西汉时期已经有纸张的发明，如出土于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居延纸以及西汉后期的旱滩坡纸，但纸张书写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一直到南朝时纸张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后世陆续发现的东汉、三国时期诸多文简说明，在这一时期人们仍然多用竹简、木牍记录重要事件，“洛阳纸贵”的典故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纸张生产和销售的有限，图像依然未能成为文化传播的必备要素。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已经有不少藏书，北魏朝廷也曾向民间征书。但一直要到隋唐两朝，纸张才真正在社会上普及。此时雕版印刷术已经较为成熟，长期的稳定生活促使了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需求，书籍的印刷及图像的使用逐渐成为常见的现象。到了唐朝，人们已经形成了对于使用图像意义的认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明确提出了看待图文关系的观点，“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像。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③。中国古代形成的诗歌、绘画合一的趋势，在唐代表现得较为明显，一些知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画家，如王维、刘商等。

到了宋代，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书籍的出版和传播影响更加深远，图像史料进入纸本书籍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不过此时文学依然没有获得自身的独立性，所以在印刷和传播的书籍中多为经书、佛经、科技书籍、故事等，但这一时期形成了书籍嵌入图像的惯例。比较此时期的佛像图、经书图、科技医药图、故事图、地图等，可以发现经书中的插图具有较为明显的学术色彩，与后世学者所讨论的图文互文方法较为相似。在科举考试时代，经、史、子、集各部书籍中以经部居首，具有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力。在宋代的图书中，形成了使用插图的热潮，尤其是对于一些经典的诠释。“唐宋之际，逐渐由‘图’‘经’并重向‘经’主‘图’副转变，并在宋代出现了从图经向志书的衍化。”④据杜羽考证，宋版面书中对于《礼》中名物制度、《易经》中太极、《春秋》中古地理、乐书中乐器形制等都有大量的插图，因为中国古代的服饰、车舆、宫室、器物等内容难以仅仅由文字呈现，必须通过图像的使用进行呈现和解释。同时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南宋时编撰了以“纂图互注”“监本纂图”为名的经书，其中有不少解释说明性的图表⑤。到了明清时期，图像进入书籍更加普及。明代时期出现了一些宣扬封建礼教观念、正统道德意识、妇女规范、礼仪规范等方面的通俗性读物，里面有大量的插图，如张居正的《历代帝王鉴图说》《历代名媛图说》《皇清职供图》等。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和文化行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印刷的绣像古典小说，里面有数量众多的人物画像、故事情节插图等，如关于《金瓶梅》绣像、《西游记》绣像、《三国演义》绣像等。同时一些科技、医药类书籍，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也大量使用图像。到了清代中期后，随着列强相继打开中国市场，一些自然科学著作被翻译到中国，这些书籍多有图画、图标。同样是由于西方科学文化观念的影响，清朝后期的地方志中甚至出现了测绘图，图像比例也有不少增加。至于建筑学、考古学、生物学等著作使用图像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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