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行和朋友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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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45分钟从北京飞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候机两个多小时，又9小时30分钟从达拉斯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没有经历过比这更远的单一航程了。昏头昏脑双眼发黏地走出智利海关，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主任孙新堂先生在等我。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从去年6月份我在加拉加斯参加第13届委内瑞拉国际诗歌节时，他就开始为我安排这次行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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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圣地亚哥的9月13日当晚，我的第一场活动在聂鲁达基金会举行。阿根廷BAJO LA LUNA（月下）出版社刚刚出版了由阿根廷诗人、汉学家明雷（Miguel ángel Petrecca）翻译的我的西班牙语诗集《夕光中的蝙蝠》（Murciélagos al atardecer）。他现在在巴黎东方学院读博士。这一次，他专门从巴黎跑回来，参加我们共同的活动。他把几十本诗集从阿根廷带到智利，够沉的。辛苦了。诗集的封面设计得很好：紫红的底色上仅排着白色和橘黄色的文字，没有图案。这设计风格简洁、大方、醒目。拉美各国，除加勒比海部分国家说英语、法语、荷兰语，巴西说葡萄牙语外，其他都是西班牙语国家，但西语各国的出版物并不能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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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或者阿根廷这样具有强大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国家，在出过聂鲁达、博尔赫斯等伟大诗人的土地上，面对深具当代诗歌鉴赏力的诗人和读者，要朗读自己的诗作并希望获得掌声，那非得有点儿勇气和自信不可。我首先背诵了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中译文的开头片段作为开场：“从空旷到空旷，好像一张未捕物的网，/我行走在街道和大气层之间，/秋天降临，树叶宛如坚挺的硬币，/来到此地而后又别离……”然后开始朗读我自己的作品。我读中文，明雷读译文。我以前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在圣地亚哥的聂鲁达基金会朗读我的诗歌，仿佛胖胖的帕博罗·聂鲁达就坐在听众中间。早年读到林一安、蔡其矫两位先生翻译的《聂鲁达诗选》时，我就被他那规模浩大的超现实主义修辞、异国画面和像拉美大陆上的高山一样隆起的梦想所震撼。我对聂鲁达的好感至今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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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想起来了，是我2007年在纽约大学教书时认识的智利诗人费尔南多·佩雷兹·维拉隆（Fernando Perez Villalon）。十年一瞬，他依然老样子，而我已头发稀疏。他偶然听说我来到了圣地亚哥，便立即赶来。这让我觉得，我在拉美有同行，有朋友，有理解我写作的人，也许很多年前我的一部分就属于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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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算是“很多年前”了吧。也是在2007年，孟京辉把根据我的诗作改编、导演的舞台实验戏剧《镜花水月》拉到墨西哥瓜纳花托第35届塞万提斯国际艺术节演出。演出结束以后观众起立鼓掌5分钟，还有一男青年居然激动地冲上舞台，向我们的女演员求婚！而这出戏在北京、上海演出时，习惯了低智力现实主义——（我热爱真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加小资情调的观众大呼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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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许问题在我。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我的精神世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这些拉美诗人、作家构成的：鲁文·达里奥、马丁内斯、卢戈内斯、聂鲁达、维多夫罗、米斯特拉尔、帕拉、帕斯、瓦耶霍、博尔赫斯、富恩特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鲁尔福、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沃尔科特……而近些年，我拉美文学虽然读得少了，但依然没有完全丢下，加莱亚诺、波拉尼奥、安德烈·纽曼来到眼前。9月3日在北京举办的智利当代小说家、诗人、长篇小说《2666》和《荒野侦探》的作者罗伯托·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曾谈到我对波拉尼奥诗歌的看法：“他是一个惯于长篇大论地说话的人，他随时随地自言自语。他作品的生命力和冲击力让我联想到美国的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那是一种冲决一切的想象方式和语言方式。……凡不会写诗的人，对于诗歌、诗意的追求是精雅，凡会写诗的人，在越过某个层面后其写作质地多少会有些粗糙。正如波兰诗人米沃什曾经说过的那样：‘诗歌的本质有一些粗鄙。’在波拉尼奥的诗里我能感觉到这种东西……波拉尼奥的诗歌词汇表实际上颇为古老，是一些过去文学中表达核心价值观的词汇，比如青春、死亡、梦、爱、革命、失败、悲哀。他总是写到做爱，写到生殖器，这显示他青春满满，而青春一定伴随着毁灭，伴随着死亡。他诗里说，我们这一代拉美青年都会贴近死亡的脸孔。他有一个说法叫作‘黑暗的天赋’，在波拉尼奥生活的那个圈子里，在拉美的政治现实、文化现实、经济现实当中，在他接触的作家当中，可能黑暗天赋就像黑暗天使一样，这种东西使得波拉尼奥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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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谈到现当代拉美文学的奇观，我都会自然想到巴西诗人——也做过巴西数学家协会主席——库布儒斯利对我说过的话。2001年4月底5月初我去巴西圣保罗参加由“致力负责、多元、团结之世界国际同盟”（Alian a por um Mundo Responsável，Plural e Solidário）召开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到拉美）。会后在从圣保罗飞往里约热内卢的飞机上，他忽然对我说：“要是我现在在飞机地板上凿个洞，跳下去，会正好落在我家房顶上！”这样的奇思妙想，这样的思维冲动，总令我兴奋。我于是问他，为什么“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会发生在拉丁美洲。他回答：“因为拉丁美洲苦难深重，阳光灿烂。”——当然，波拉尼奥已是新一代拉美作家。他不同于具有超现实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的聂鲁达那一代诗人是显然的。他认定聂鲁达已经是当代写作的障碍，过于华丽。但老实说，我认为波拉尼奥的小说才华，而且是长篇小说才华，高于他的诗歌才华。在聂鲁达基金会的朗诵签售结束以后，吃晚飯时，我在饭桌上说出我对波拉尼奥诗歌的看法，在场的几位智利诗人表示同意。我感到我是在同行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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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有三处故居，两处位于圣地亚哥城内（其中一处即现在的聂鲁达基金会所在地），一处在黑岛，距圣地亚哥150公里。他城内故居的窗户上安装着铁艺窗格，是用他的名字帕博罗（Pablo）的开头字母和他第三任妻子马蒂尔德（Matilde）名字的开头字母组合而成。门框边装饰着绿色树叶的图案。他在黑岛的故居很大，每一间屋子都面朝太平洋。屋子里到处是聂鲁达的收藏品，主要是与水手生活有关的海螺、船首木雕、地球仪，当然，还有绘画——其中两幅是来自中国的古画，大概是清代的。院子里立着一个铁制火车头（不是真正的燃煤火车头）——聂鲁达是火车司机的儿子，一个由大铁锚改造成的鱼形标志性雕塑（已经被锈蚀）、一个垂挂有三具铜钟的木架。这些东西好像在艾青的散文中都有记述，他曾于1954年造访过这里。聂鲁达逝世于1973年。1992年，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还政于民两年后，他与马蒂尔德合葬于此。据说1971年他就是在这里得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消息。聂鲁达曾经竞选过智利总统，与1973年被军政府推翻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关系密切。聂鲁达晚年的生活其实称得上奢侈，当然，比不上苏联的高尔基曾经居住在宫殿般的家里，也比不上咱们的郭沫若曾经居住在清代和珅的王府花园。新堂、我，还有两位朋友，我们在聂鲁达家隔壁餐厅的阳台上吃午饭。风大，天凉，太平洋今古同调的惊涛骇浪之声不绝于耳。我要了一份聂鲁达生前喜爱的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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