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患会话语类结构之系统功能视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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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于实证研究方法,以精神科医患会话为语料,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类理论,尝试探讨了精神科医患会话语类结构及其功能变体。研究结果显示,该语类结构潜势包括“检查开始^病史采集与专業检查^诊断陈述与治疗建议^检查结束”等四个阶段的形式标识。这一潜势在基于词汇语法的示例化过程中,呈现为“一致式”和“隐喻式”等混合类型的语篇模式,它们在表征精神科医生个体意库资源和语类身份特征的同时,也体现出医生在特定语境下的语类目的。

〔关键词〕 精神科医患会话;语类结构;系统功能视角、语类身份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1-0008-08

引 言

早在18世纪,英国评论家从法语中借用了Gee(通常翻译为体裁、语体、文类等)一词以效仿古希腊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文学作品的分类。它最初应用于对文学文本的命名、分类,所有文学体裁均可通过其“惯习化”的形式、内容以及语言使用而得以识别,如亚里士多德基于构成成分将诗歌定义为“史诗、戏剧诗与赞美诗”三个基本类型[1](3708)。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学者Bakhtin[2](63)率先将文学体裁概念扩展到普通语言学,将其定义为“典型的话语形式”。他认为[3](494-495)“人类所有领域的活动都将涉及语言的使用……主题内容、成分结构、风格和整个话语密切相关,并由具体场域实践的属性所决定。单个表述显然是个体的,但语言使用的每一领域将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类型——言语语类(speech gees)”。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语言学研究逐渐由语法转向语篇,哲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社会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学家、人类语言学家等都开始关注代表语篇整体的语类研究[4](29)。语类不仅是人类社会行为典型性的分类方式,也是重要的符号资源与话语策略[5];我们文化语境中存在多少可识别的活动类型,就将有多少不同的语类[6]。语类研究侧重于群组成员进行场域实践时所采用的语类结构,语类分析法的优势在于它将语境、语篇分析及其社会功能分析融为一体;若想了解某种语篇的语类结构,就必须掌握它所实现的社会与文化目的[7](271)。

精神科医患会话属于医患会话语类中的一个特殊次类。然而迄今为止,语类研究在规模、层次、深度、广度与成果等方面都远远不够[8]。国外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类视角的话语分析主要围绕市场买卖[9]、叙述话语[10]、随意会话[11]、课堂互动[12]等一系列情景语境展开;国内虽有学者从语类整体视角探讨警察讯问机构话语如叶宁[13],但更多的聚焦于书面语篇如王振华[14]、柴同文[15]、何晔[16]等。对像精神科医患会话这样特殊性机构话语的宏观语类结构及分析模式,尤其是它的拓扑性功能变体缺乏系统的描写与阐释,对个体化语类资源的分形表征重视不够。精神科医患会话是医生与患者之间在精神病院这一特殊场域下的言语活动,它显然具有异于日常交际以及其他机构话语的话语资源、话语特征、话语构型、话语身份、话语情感、话语策略等。

具有选择与张力功能的语类资源是精神科医生实现其语类任务、身份建构以及与患者情感绑定的重要个体意库资源,对其研究不仅有助于从亲和关系(affiliation)与资源汇流(allocation)两个维度理解医患互动和个体编码取向的社会本质,凸显知识语码/客体和知者语码/主体在身份和语类构型形成过程中的动态融合作用,更有助于实现和谐的医患关系,进而发挥精神科医生诊断与治疗功效,从而尽早恢复患者的精神健康,这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与积极作用。

一、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语类研究

长期以来,不同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语类进行过研究。就语言学语类研究而言,有三种研究方法较为突出:(1)新修辞学,代表人物如Miller、Bazerman、Freedman等;(2)应用语言学(ESP),代表人物如Swales、Bhatia、Hyland等;(3)系统功能语言学,代表人物如Hasan、Martin、Eggins等[17](20)。事实上,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对语类的认知也不尽相同。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Halliday虽没有专门研究语类,但他最先关注语类修辞目的的语境描写,并将语类这种特殊修辞策略和语篇结构划归为语言功能变体——语域框架中语式的次类。

通过借鉴Hymes话语成分等概念,Halliday[18] (113-145)将语式定义为情景语境下的语篇功能,包括语类、话语渠道、修辞方式等,即语式产生语类、语义张力和修辞效果。修辞概念如说教、说明、描述、劝说等都是语类功能的示例化体现,是语式的某一方面并体现社会文化价值。Hasan[9](55,108)则将语类定义为语篇类型和概括性的结构公式,是语境具体意义潜势的省略形式。语境构型(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三变量)决定某种特定语类的结构潜势,它可以解释、预测语篇这种情景语境下言语行为的组合模式。Hasan[3](504-505)将主导语类变化的必要成分、可选成分、重复成分等语义范畴纳入语类结构潜势,认为必要成分及其出现的顺序决定语篇所属语类并受语场控制,而语类结构的变异受语式和语旨的控制,语场、语篇结构和语类三者密切相关。

Martin[19](55)主要从两个维度解读语类定义:(1)由讲话者作为社会文化群组成员参与的一个分阶段、目标导向的、有目的的社会行为;(2)语言借助何种形式来实施这些社会活动。Martin[20](103)将语篇分阶段展演的过程称为图式结构,即为实现某个社会目的所需要的一系列语类阶段。每个语类阶段通常包涵盖若干基本语类,这些基本语类基于语类目的拥有自己复现的意义构型,并共同建构宏观语类(macrogee)系统网络。Martin[21]认为语域(情景语境)和语类(文化语境)是同一平面的两个交际层面,前者为元冗余表达层,后者为复杂自生(emergent complexity)内容层。语类是语域模式化的模式;语域是语类示例化的体现形式,它在表达层反映元功能的多样性;语篇是语域的示例化表征形式并体现意识形态;可见Martin进一步拓展了语类内涵(包括文化语境、意识形态和意图)。Martin与Halliday & Hasan关于语类模式的主要区别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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