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忠诚科学的“中国居里夫人”

1996年，全国宇宙线会在云南大理召开。当时82岁高龄的何先生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和大家一起坐着长途汽车从昆明到大理。一个晚上，一路颠簸，老太太始终没有任何抱怨，并且谈笑风生。

在科学界，这位很普通的老太太，被大家尊称为“何先生”，——她就是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被国际科学界誉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先生。

这个很普通的老太太，首先发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和丈夫钱三强合作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在60余年的科研工作中，她的重要成果广为人知：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发现、原子核乳胶制备过程的研究、推动我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

差点被物理系劝退

2011年6月21日上午，记者赶到北京北四环边的一个普通小区，这里是五十多年前专为当时著名科学家和归国学者而建的中关村“特楼”。斑驳的灰色砖墙里留下了许多辉煌的记忆，但如今在林立的高楼包围下已显得十分破旧。从1955年搬进14号楼，直到2011年6月20日去世，何泽慧在这里居住了半个多世纪。

走进家门，墙上挂着的小黑板上，老人随手记下的友人电话号码还清晰可见，门边还挂着2008年、2010年出席两院院士大会时的胸牌。

何泽慧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她热爱的物理学，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05年起，温家宝总理先后六次到家中看望老人。温家宝曾评价她“何先生在女科学家中是少有的，是人中麟凤”，但少年时的她却差点被物理系劝退。

1913年，山西灵石声名显赫的何家在苏州的“灵石何寓”落成。第二年，何泽慧出生在这座古典的苏州园林式的大宅院。她排行老三，自幼机灵敏捷，酷爱读书，成绩优异，深受父母的宠爱。然而，她渐渐地有些孤傲，不愿意陪弟妹们玩耍，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稍长，她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次，开始抽空陪弟妹玩耍，还为他们织毛衣。

何泽慧年幼时，父亲开办工厂。家里有汽车，暑期父亲经常带着他们全国旅游。父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何泽慧的8个兄弟姐妹中，共出了4位物理学家、一位植物学家、一位医学家。

中学时的何泽慧是个性格活泼、兴趣广泛的学生，不仅物理、化学成绩优异，绘画、书法、体育也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 苏州十中把化学生物实验楼命名为“泽慧楼”，在体育馆内还悬挂着大幅的照片，那是1931年苏州振华女中（苏州十中前身）排球队获得中学生排球比赛江苏省冠军时的合影，何泽慧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照片上，她排在左边第一个，调皮地歪着脑袋，两条粗黑的长辫子洋溢着青春活力。

1932年，18岁的何泽慧从外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高中毕业，随同学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与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环。”在上海，她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她的第一志愿报的是浙大，第二志愿是清华。虽然浙江大学发了录取通知书，何泽慧最终还是选择了清华。清华的学习特别繁重，最终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是这10人中的第一名。这10人中，有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钱三强。

那时的物理系，名师云集，盛极一时。理学院第一任院长、物理学家叶企孙，早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等都在此任教。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8名学生，其中10位是女生。受传统偏见的影响，教授们认为女生读物理难以学有所成，纷纷劝她们转系。

耄耋之年回忆起此事，何泽慧还有些耿耿于怀，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叶企孙，在她眼里，这位院长是个“老顽固”。

“不让我来，我越要来。”在学校的劝说下，物理系的许多女生都中途转系或转学。何泽慧不仅坚持到了最后，而且还以毕业论文全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那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10位毕业生之一。

1936年大学毕业后，她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她选择的专业是弹道学。

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德国在军事上有一定合作关系。出国前何泽慧从在南京军工署工作的同学王大珩那里得知，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她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技术物理系主任跟她见面，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国人的，尤其更不可能吸收女性来学弹道专业。”

系主任不接受她。何泽慧就跟系主任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里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系主任一时语塞，破例收下了她。这是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第一次收外国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收女性学生。

1940年，26岁的何泽慧以一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

何泽慧家最里面的一间房子是丈夫钱三强的书房，1992年钱三强去世后，这里的布局陈设几乎没有变过，抽屉里至今还放着何泽慧亲手为丈夫缝制的钱包。“父亲走了快20年，妈妈一直想着他，去年中秋节，妈妈突然跟我们说‘掰两块月饼给你爸爸吧’。”何泽慧与钱三强恪守一生，真情不变的美丽爱情至今为很多人津津乐道。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钱三强与何泽慧是同班同学。根据学校餐厅用餐男女生搭配编席的规定，钱三强和何泽慧及另外6名男生编在一桌。何泽慧发现钱三强每逢入席退席，总是彬彬有礼，颇具风度。

毕业后，何泽慧与钱三强就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求学道路：何泽慧去了德国，钱三强则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居里夫人学习。

直到1943年，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处于二战期间，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单词。信的大意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何泽慧与钱三强这段美好的姻缘就是从这封短信开始的。随着二战接近尾声，两位年轻人的通信也越来越频繁。

经过两年的通信，1945年，32岁的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25个字之内的求婚信。然而此时，盟军已经开始对德国柏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寄出求婚信之后，钱三强整日焦虑不安，他担心自己被拒绝，更担心何泽慧在德国的安全。不久，他终于在不安中等到了何泽慧的回信。

194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还没起床的钱三强听到一阵敲门声，打开门，梳着两个大辫子、提着一个行李箱的何泽慧站在她的面前。为了爱情，何泽慧放弃了德国的工作来到法国。

与钱三强结婚后，已在德国做过两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1947年初，钱三强夫妇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他们决定回国。1948年夏季，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核威胁。我国决定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

由于是女性，又是钱三强的夫人，上级批复的核武器研究核心团队名单中，何泽慧的名字被划掉了。但她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做着贡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上面虽然没有铭刻她的名字，却同样浸润了她的汗水和泪水。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曾回忆，“搞氢弹的时候，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就让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看是不是真的。平常的物理实验，做一个就要两三年，而我们搞氢弹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两年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求几个月做出来。当时组织了包括何泽慧在内的一些人成立了另一个实验室，专门做这个实验，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几个月做出来了，果然发现原来的数据不对。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从位于中关村的家，到玉泉路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上班的习惯一直持续到5年前，“2006年妈妈摔了一跤后，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再去单位了，她这才停了下来。”钱民协说。记者记得2003年在高能所采访时还曾遇见衣着朴素、盘发成髻的何先生，她坐在电脑前认真地看着屏幕，与普通的科研人员毫无二致，那时的她已经是89岁高龄。

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她热爱的科学和生活，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对我的丈夫永远忠诚，我对我的事业永远忠诚，我对我的国家永远忠诚。”

“她是一块纯白的玉”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直到耄耋之年，何先生仍然坚持全天上班。只是，因为年事已高，她已经不能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文献。

对科研工作永远热情，是何先生留在人们最深刻的烙印。“这些年，在我脑海中常常会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在野外做高空气球实验时她几乎每场必到的情景。” 中科院高能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马宇蒨研究员说。

1979年，高空气球工程正式启动。马宇蒨所在的科室每年都要在野外进行气球试验和科学观测。何先生一知道有新研制的气球或观测仪器进行飞行试验，她必到现场。每次，已届65岁的她都得坐着吉普车，从北京颠簸两三个小时到达目的地。

这样亲历亲为的行动，何先生一直坚持了十多年。马宇蒨说：“高空气球飞行与观测具有一定的风险，而越是遇到这样的机会，何先生越是不肯放过。她认为有风险，才有挑战，战胜挑战才能有发展。”

“除了被何先生这种对工作的热情深深感染以外，她的科学理念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王焕玉说。

在科学研究中，何先生一直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对于这位女科学家在科研工作中的成熟和严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这样评价：“大力协同作战，人员设备支援。多方筹办尽超前，应急忙中不乱。”

在严谨的同时，何先生也表现出思想上的活跃和开放，不为书本或前人的框框所束缚。她尊重客观事实，善于从实验现象中捕捉问题，有所发现和创新。她曾经用“立足常规，着眼新奇”8个字精辟地总结了自己数十年科学研究实践的主要体会。

王焕玉说：“何先生一贯倡导尽量利用简单的实验条件做出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对此，她始终身体力行，形成自己科研工作的一个突出风格。对我们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而言，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研究员宋黎明回忆称，何先生和钱先生在干校时，曾自制观测设备看彗星。“一个自己做的三脚架，一个初中老师上课用的量角器，还画了草图，何先生还向我介绍了如何确定观测纬度、观测时间，如何确定彗星的方向，如何进行数据处理，最后是他们的数据跟天文学年历的比较。”

这件事对宋黎明震动非常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即便是使用最简陋的仪器，他们仍保持着对科学的严谨探究，创新型人才对环境没有苛求。

在科研上严谨成熟的何先生却有着一颗童心。2000年秋冬，马宇蒨陪同何泽慧一起去酒泉发射场基地，那时神舟2号飞船正在做发射前的最后准备。何泽慧居然提出要当宇航员，她说自己个子小，符合做宇航员的条件。“大家都把这当做说着玩儿的，后来我和她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才知道她当真了。”

马宇蒨说，这份小小的较真和执著，“让她十分快乐，与她在一起的人都可受到感染”。

在女儿钱民协眼中，母亲“为人很低调，性子倔强直爽”。

2000年底的一天，何先生等人应邀到一个卫星发射基地的展览馆参观。参观完毕之后，服务员请她在留言本上为展览馆题上自己的名字。“我不题。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题字，不让他们题？”何先生边说边指了指身后的马宇蒨等人。

展览馆的一位处长见状，赶紧上前解释道：“何先生，因为您是名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您到这儿来，能给我们题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没承想，这样一说，何先生更不愿意题了——因为她平时最不愿意别人说自己是名人。

一旁的李惕碚院士赶紧打圆场：“何先生您还是题个字吧。您看，您不题，咱们来一趟也叫人家怪失望的。”

“那你题不题？”何先生反问身后的马宇蒨。马宇蒨只得回答：“您题我就题，我们大家都题。”于是，何先生写上了名字，随行的人都一一跟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与对科学的执著、热情不同的是，生活中的何先生却是“不讲究”。有一次，现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的王焕玉同何先生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她脚上穿的鞋，居然打了三层补丁；她提着一个人造革书包，带子断了，用绳子扣着，革裂开了，用针缝起来。王焕玉惊讶不已：“一个吃过洋面包的科学家能这样，让人非常敬佩。”

画家陈雅丹如此理解她所熟悉的何泽慧阿姨：她是一块纯白的玉，非常质朴，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追求科学真理上，对于吃穿，从不讲究。“于我们而言，这常常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推荐访问： 居里夫人 中国 忠诚 科学 何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