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对世界经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十三行，是中国明清以来跨世纪响当当的国际名牌，古称广州十三行，中国十三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是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屈大均的一首竹枝词，形象地描述了当年十三行的繁荣、富庶景象。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完成了统一台湾、平定“三藩”等之后，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经过一番勘察和论证，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个海关，这标志着清政府正式废除原来的禁海政策。广州粤海关有史以来一直是对外商港，根据形势的需要设立了我国最初的海关制度，并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金丝行商）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区分开来（洋货行商），使洋货行商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从而使洋货行商承办的洋行成为当时负责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通称“十三行”。

十三行是清代享有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权的半官方机构的通称，它开启了长达一百多年辉煌的历史。随着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和枢纽。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批准，关闭闽、浙、江海关，对广州海关实行一口通商，从此广州成为中华帝国与世界各地海上贸易的唯一通道，是东、西方贸易重地和世界经济中心之一，十三行在此期间达到鼎盛时期。据记载，十三行向政府缴纳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受十三行贸易而发展的广州之繁荣从当时的一首诗可以得到印证：“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从此十三行成为帝国商行，广州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贸易大都市。

十三行贸易主要是由行商组成的，有时行商正好13家，有时20家，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

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十三行的主流，十三行在国际经济史上是一幅奇特的图景。中国十三行景象是早期中、西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现象中的突出特色。十三行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贡献和影响极大。

一、十三行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国际经济贸易重要平台，贸易往来的国家最多，为经济发展带来先进的理念。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处于战乱时期，但中华帝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位居第一，参与十三行贸易的国家、地区比较多。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当时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十三行设商馆，插国旗，商船来来往往，热闹非凡。英国经济史专家麦迪森统计，在160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29%。即使是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仍然能够占到22%，到1820年，大清帝国的GDP占全球的33%，是西欧各国GDP总和的1.5倍。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对外贸易的窗口仅仅限于广州的十三行，说明十三行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另外中国当时长期尚未摆脱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欧洲强国则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进行工业革命，使中、西方经济的互补性进一步加强，贸易的规模持续扩大不但使十三行成为世界贸易的重镇和窗口，也造就了在十三行经营的潘振承、伍秉鉴等行商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成为世界首富。据《华尔街时报》报道：十三行商伍秉鉴拥有2600万银两，是“世界第一富翁”。

十三行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往来，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唯一通商渠道。当时来十三行开展贸易的国家亚洲有越南、柬埔寨、缅甸、暹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苏禄、伊朗、孟加拉、土耳其、日本、朝鲜等；欧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瑞典、丹麦、英国、法国、普鲁士、意大利、匈牙利、俄罗斯等；南、北美洲有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美国等；非洲有埃及；大洋洲有澳大利亚等。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主要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东南亚诸国，其中和暹罗（泰国）交易最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但是，英国贸易量最大。

十三行经营方式有官方经营和私人经营两种方式。十三行商行划分为洋货行和金丝行，洋货行专营对外贸易，税率较高，称为“行”税，属海关纳税；金丝行专营国内贸易，税率较低，称为“住”税，属政府纳税。这，也为后来一些国家实行税制改革所借鉴，如我们国家实行的国税与地税制度等等，都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除此之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企业管理模式、对外贸易的归类和途径等等，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十三行是汇集晋商、微商和行商的圣地，是具有平台大、集商多、贸易广、贸时长、银元富等特色的国际大市场。

二、十三行是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为世界贸易创造了奇迹。

十三行在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欧最初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来自南亚、南洋地区的各种香料、药材、硬木、棉花、黑铅、鱼翅等转口产品，以及西欧地区的毛布纺织物、自鸣钟、仪器、玻璃镜等工业产品，所运商品多为清宫廷贵族所享用。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生丝、土布、绸缎、瓷器等。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赤字的状态，如英国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称：“对广州的整个生意是无年不亏的。”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东印度公司每年需要运送100至400万两白银到广州，抵消中英贸易逆差。美国商人从1784年至1844年间，把约15亿美元到18亿美元的银币带到中国。据统计，从1600年到1799年的200年间西班牙统治的拉美地区共生产了11.2万吨白银，其中4万吨就流到了中国十三行，由此可以推断十三行的对外贸易数量、规模和品种之大。粤海关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到达洋船三十九只，通关各口收银588479两；1785年（乾隆五十年）到达洋船三十五只，收银748125两；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则到达洋船四十六只，征收税银872150两；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110万两。到十九世纪，到达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是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

十三行贸易规模大、交易总量多，为世界贸易制造了奇迹。十三行贸易航线比较多，除了沿用明代已经有的印度洋、欧洲、南洋、日本航线和拉丁美洲航线外，还开通了广州-好望角-北美、广州-大洋洲、广州-俄罗斯三条新航线。这样，从十三行港口出去的货物可到达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中西方大规模的经济交流和互补，深化了参与各国的分工，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繁荣。

十三行在促进中西文化、教育、医学等发展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由十三行行商伍怡和、卢广利、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谢东裕、李万源、潘丽泉、麦同泰、黎西成、潘文同等捐出茅屋创办书院，十三行巨商卢观恒、潘有度捐款创办文澜书堂。1850年至1875年间，在各书院的组织下，印刻了180多种图书，例如《岭南遗书》、《粤东十三字集》、《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数千种书籍，流传到西方国家，有些医学和传教书籍也通过十三行在中西方人群中交流。十三行大盐商潘仕成抄录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撰写的《咭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并为该书作序。在1828年（道光八年）到北京开馆设牛痘局，请广东人余心谷讲授种牛痘，邀请北京医生进行学习交流，种牛痘防天花术从此传播于中国各地。1834年（道光十四年）美国传教医师伯驾到十三行，在怡和行等商行的支持下，在十三行开设眼科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

西方国家到十三行学习了中国的技术和产品制造方法，建立起陶瓷厂、丝织厂和手工艺厂。如“18世纪，伦敦著名的‘弓’（Bow）瓷器的工厂”，在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前后，生产的模仿中国青花瓷的产品上，描绘着亭台楼阁、小桥溪水、梅兰竹菊、花鸟等，就体现出独到的中国艺术风格。

除此之外，中国的绘画艺术、陶瓷、刺绣、针绣、印染、木雕、漆雕、碑帖等等都是通过十三行与各国进行交流。西洋艺术由耶稣令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通过十三行传入中国，画师们采用的西方美术技巧和中国美术画法相结合，为中西方艺术欣赏提供了审美思维空间。1681年（康熙二十年），我国就允许天主教首先到达十三行开展传教活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是通过十三行作为交流平台。除此之外，最早的医学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建筑技术等西方文化通过十三行传入中国。而不少西方人也在十三行学习到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书籍、绘画技术等传往西方，所以，十三行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艺术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十三行是经济贸易持续时间最长，特色突出的窗口，为世界贸易建立起第一个经济制度体系。

十三行贸易时间长，在经济发展和维护东西方经济繁荣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685年粤海关建立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在长达157年中，十三行一直是世界贸易和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其中1757年至1842年的85年间是中、西方经济贸易的唯一窗口，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窗口。十三行对西方国家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长期在十三行贸易中处于主要地位的英国，仅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一项，就向英国国库提供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在1775-181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十三行贸易共获利达2713.5万镑。

除了获得大量税收和贸易利润外，十三行的通商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等大宗出口产品的产区出现了专门为十三行交易而设立的作坊。十三行所在地广州也出现了一些专为出口的再加工工厂，甚至形成了特色的产品，如 “广彩”就是将景德镇运来的普通素白瓷，加彩后开炉烘焙而成的瓷器。广州创办 “附属洋行的瓷器彩绘作坊”，雇请画匠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根据洋商的爱好在瓷器上装饰欧洲风格的绘画，制成 “广彩瓷”，流传至今依然深受西方人喜爱。中国画师吸收了西洋画技术，采用西洋画颜料，画出的外销画也深受西方人欢迎，当时在十三行进行中国外销画贸易，银元收入占比较大的份额。

十三行为了促使外国商人能够公平、公正、诚实、诚信地进行经贸往来，经过行商和夷馆共同研究制定了十三条行规，并确定为法定条款共同执行遵守，此行规成为第一部世界经济贸易制度体系。在1720年12月25日（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十三行行商带领商人共同盟誓，举行隆重的仪典，共同严守行规十三条，即：

（1）华裔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誓图报效。

（2）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3）华裔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应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罚。

（4）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5）货价既经协议妥贴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处罚。

（6）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

（7）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8）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按似指古瓷），任何人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9）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10）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并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11）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之货物者处罚。

（12）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13）头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这十三条制度，文字简练，但本着公平的规则，诚信的精神进行贸易，大家都遵守得很好。

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世界经济贸易模式，即由官方指定商人充当对外贸易的经论，负责缴纳外商货船关税，并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开辟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模式。

为了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十三行制定了八条细则，即：第一，不受限制，自由通商，但公行商人不准负欠夷人债务；第二，妇人不可偕来夷馆，铳炮、枪支及其他武器均不得持入；第三，各夷馆不得使用八个人以上的华人，不得雇佣仆妇；第四，外商不能与我国官员直接交涉，如需要时，必须经过公行办理手续；第五，夷馆不许泛舟江上，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才能允许游览公园，但必须携带翻译，若外国人有不正当行为时，翻译要负责任；第六，外国人不准坐轿子；第七，外国人买卖必须经过公行行商同意，不许随意出入夷馆，防止其与奸商有秘密行为。第八，外国商船可直接航行黄埔，徘徊河外，但不能寄泊他所。

同时，为了保护外商，也制定了三条禁令，进一步明确了洋船入口管理，洋人生活管理、洋人夷馆贸易管理等等管理体制。

四、十三行是培养国际经济人才的摇篮，眼光远、语言丰富，为诚信包容务实之风开辟了新纪元。

十三行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眼光，国际语言能力和讲诚信的经济人才。外国商人来到中国，不懂中国的语言，怎样谈生意、做买卖，这就成为十三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善于吸纳外来文化，具有开阔视野和务实精神的岭南人在与西方人、阿拉伯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创造了中英混杂的语言—广州英语和广州阿拉伯语。这是一种“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有一个包括几百个外语单词的词汇表，中国人使用它们时是依照中国文法来排列的，发音方法也是中国式的。十三行就是用这种独特的交际媒介，与洋人做成一笔又一笔的生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涉外问题，化解了一些误会和矛盾。当时还有一本名叫《鬼话》的广州英语小册子，它“常见于仆役、苦力和店铺主的手上”，外商称赞著作此书的中国人“独具匠心，应该使他名垂千古”。十三行促进了国际经济、贸易、人才队伍的大发展，让外国人在十三行的贸易问题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务实、兼容并进的十三行行商能够自觉学习、主动掌握外国的语言文化，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为了便于行商们全面准确地与外商沟通，洋行还设有从事外语翻译的专业人员。比如，林则徐在粤任职期间，在十三行就创办了第一所外语学校，培养了一批航海人才，轻工艺人才和金融人才。他还开办译馆，翻译西方书刊。这些翻译人才中有4名表现出色，其中就有2名来自十三行，一个是洋行商人译员梁进德，另一个是洋行里的英文教师林亚适。

西方人觉得十三行行商在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十三行行商伍秉鉴被英美商人认为是最精明可靠、慷慨大方的商人，其众多的趣闻逸事，深被西方人广为传诵。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当着这位美国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可以离开十三行回国了，美国商人钦佩地尊称伍秉鉴为“中国的大祖爷”。

十三行比较有影响的行商，潘振承早期在十三行任洋行职员，由于他为人诚实，办事可靠，深得各位行主的赏识和重任，委以全权，后来潘振承在十三行开设同文洋行，他精通夷语，见多识广和笃守诚信，赢得信誉，把住商机，他用“宁赔”换取“诚信”。如1783年他创办的同文行退赔废茶叶就达1402箱，价值超过1万银元。当时的欧洲只要贴有“同文行”标识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可以卖高价。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被称为“欧洲通”的行商潘振承首先使用伦敦汇票，用以支付当年与伦敦商人的所有生丝货款，数额巨大。这种全凭信誉的支付手段，对于只知道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简单的。潘振承所表现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意识、推崇商业信用的超前理念，正是广州十三行在中西交流中孕育出的丰硕果实。潘振承在瑞典开办贸易公司和在海外投资股票市场，是十三行商中的第一人。

十三行作为中西贸易的唯一窗口，不仅带来了繁荣的经济，而且也带来了西方企业经营理念与管理方法，诸如理性主义、有限负债责任观念、复式会计法等。通过充当行商、买办等角色，培养出一批熟悉近代商业的人才，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现代化进程。值得关注的是，培养出一批能与西方商人进行商战的行商，他们长袖善舞，在与西商的竞争中不断增殖资本，并将其贸易网络伸展到欧美各地。十三行在中国涉外经济人才的培养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晚清洋务运动，一直到建国后的改革开放都具有历史的启发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十三行虽然已经成为了往日云烟，但是从十三行浓缩的中国近代那一百五十多年对外经济交往和中西文化交流上，知古鉴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开放”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十三行即是中国清朝政府对外交流的缩影，也反映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对外交流而换取一地的异常繁荣，十三行的一地成功和富庶挽救不了即将倾废的帝国。因此，国家经济要发展必须对外开放。

2.“共赢”是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准则。历史证明，中西方经济交流必须平等合作，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十三行对进出口的各种商品，根据其大宗销售最多者，按照时值定价，不抬高居奇，不减价贱售，做到既不伤夷，又不亏商，务期公平交易，货物流通。十三行的行商们诚实守信，信誉良好。十三行中的行商潘振承、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伍秉发等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十三行长期的繁荣与公平合作、平等互利的良好环境是分不开的。

3.“出洋”是民族经济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最高境界。一个国家要根本上发展经济，必须把本国的经济引入国际市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经典名著《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世界经济大融合的新时期，一个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反之闭关锁国，只能是落伍挨打，这方面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的许多例子已经都给予了活生生的证明。

“文化”是经济国际化的桥梁和纽带。在十三行一百多年历史中，伴随着经济贸易全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在思想意识形态、语言文字、历史科学、民族风俗、人才培养、文化成果交流等许多方面，都对东西方两大阵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流传至今的文化交流精彩片段，提高了中华民族自信心和优越感，吸取了全球广泛流传的普世价值，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中西结合的历史殷鉴，如没有文化交流，十三行的中西经济贸易是不可想象的。这，再一次证明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和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真理，为我们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前鉴。

结语

十三行经济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全世界。十三行经济的发展经验丰富多样，十分渊深。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十三行设夷馆、插国旗，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说明了中国是最早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也是最早融入全球的国家。对十三行经济文化现象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充分发掘和展示十三行的历史遗产。今天，世界和中国又站在一个崭新的战略关口，党中央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十三行，在推动东西方思想交流、文化交融，全球经济一体化、人类文明多样化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我们要树立文化引领经济的高度自觉，充分发掘十三行经济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十三行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历史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十三行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作用，把地区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共同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我们应通过对十三行历史经验的广泛深入，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的良鉴和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广东的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市化建设与发展等等，已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我们更可以在探视十三行历史中寻找教益。我们研究十三行的历史，目的是指导未来，开辟经济发展的新视觉、新境界、新视野，把十三行现象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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