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套人民币：从山东走向全中国

集结朱位村

1947年，鲁中、鲁南军民经过一年的生死搏斗，蒋军失败了，解放区军民胜利了。齐鲁大地恢复了昔日的和平，成了华东区的后方基地。

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和大规模恢复生产的要求，上级领导决定北海印钞厂各分厂迁移至临朐县东南的辛寨恢复生产，雕刻、整版和凹印厂定在辛寨附近的朱位村。

从五莲县洪凝到临朐县的朱位村有100余公里路程，按平时正常的行军速度需走五六天。我和翟英这次受到领导的特殊照顾，坐上了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制军用卡车。我们都是第一次乘坐这种十轮大卡车，不但感觉非常新奇，而且也有着和前线战士一样的胜利感和自豪感。100多公里的路程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到达了。

不久，埋藏在胶东昆嵛山区及沂蒙山区的机器设备物资也陆续运到了朱位，另外还增添了不少用具和设备。由于胶济沿线一些中小城市和矿区的解放，而这些地区机器制造业和机械维修业比较发达，为我们印钞厂机械维修、电器零部件的采购、矿产品的需求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当时我们得到了一台150瓦的发电机组，据说是内线兵团在解放潍县时缴获的、是美国造的军用发电机组。发动机和发电机是连体的，电动制动，开启非常方便，震动小，电压稳，对电镀极为有利。后来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长兼财委主任曾山同志特意指示送到印钞厂的。这台发电机组极大地改善了印钞厂的生产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

朱位村一部分同志在忙于打扫整理屋子，一部分同志为安装机器设备，架设电器线路，进行试运转，做好开工前准备的。只有翟英和我等留在一所地主的宅院里忙于第一套人民币拾元币主景的雕刻制版工作。

朱位村村中有一条土大车道，自东向西穿过村子，路北是一个地主大院宅，房子虽然古旧但比较结实，是标准的齐鲁古宅的式样。路南是一排一排土坯草顶房，是长工房、畜舍和农具房。雕刻间被安排在路北沿街大宅院里坐北朝南的最东边两间屋子，这是这个地主庄院最前面一排大门东边的一半，大门西边尚有一半。最东边厢房里是整版、拼版、打锡版，最后是电镀间，由于镀版槽已改用花岗石制作，彻底改变了原来用木板涂上沥青作电液槽容易损坏的缺陷。

1948年5月北海印钞厂去东北临江的同志亦分批返回了山东，雕刻制版的朱介生，整版的周志德、周敖荣、郭琪良、王静等同志经过长途跋涉，一路风尘仆仆，也于8月回到了山东临朐的朱位村，还未洗去征尘，就风风火火地投入到了第一套人民币拾元币版面的整版、制版工作之中。

老人手老机器

整版，是将雕刻好的原版进行再加工，经过“堆铍丝”，打锡版、拼版、镀铜、裁切、镀铬(也叫镀克罗米以增加印版的硬度和耐磨度)等工序后制成为印版，进行凹版印刷。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艺，它涉及金属、电工学、热力学、化学等多门学科知识。

其中一项“堆铍丝”工艺，就是在已经雕刻好的原版上涂上一层“铍丝”以增加刻版的凹凸度，增加钞票的凹凸感和防伪性，这项工艺由经验非常丰富的技师来操作，从江淮到华中印钞厂，这一工艺的操作都是由周志德技师操作，但周志德在去东北临江一年多艰苦生活的磨难下，身体已大不如前，尤其他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已经无法继续操作工艺。好在郭琪良同志已经可以独立担任这项工艺的操作。郭琪良同志平时虚心好学，在华中时每当周志德同志在操作这项技术时，他总是在旁边留心学习一些关键技术，虽然没有独立操作过，但也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术要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了保证郭琪良在操作中万无一失，我们把雕刻原版电镀成两块“第二原版”。在周志德、周敖荣两位技师精心指点下郭琪良同志“堆铍丝”操作得非常顺利，经过多次实际操作后就渐渐熟练了，为后一道工序开了个好局。

而此时凹印工段的10台手扳凹印机，亦已擦洗干净，安装到位，正由东北回来的技师再行逐台进行调试，精心检查，以便日后印制出精细，美观的钞票。这10台手扳凹印机及其他配套设备，是1941年由上海采购来的。为了能冲破日寇关卡的层层封锁搜查，顺利运到解放区，它还进行了伪装，几经周折才得以安全抵达苏中抗日根据地，它成了新四军的“宝贝”，大家都对它爱护备至。虽然历经苏中、苏北再至苏中、鲁南、鲁中，日寇、汉奸、蒋军为了寻找它，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但终未得逞，广大军民为了保护它，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而它也为解放区货币的印刷做出不朽的功勋。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上级领导决定，由于北海币的印版是现成的所以先试印北海币，再试印制第一套人民币。此时的朱位村，随着东北技术骨干的回归和新生力量的补充、增加，已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印钞厂基地。

进入济南城

其时，一个声势浩大的解放山东省会——济南的群众动员也正在整个华东地区广泛深入地进行着，“打到济南府，活捉黄耀武”的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臥队野战军战士开着美制汽车拖着大炮，扛着枪支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前方，一队队支前民工迈着急速的步伐，经过印钞厂驻地奔赴济南前线。

为了能顺利地接管济南，中共华东局决定抽调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和部队，组成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也要求北海印钞厂同样抽调一定数量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随攻城部队进入济南，按事先分工接管银行和仓库，并在“东记仓库”筹建印钞厂。

济南解放后的第一时间，北海银行发行局杨秉超局长就指派我去济南，任务有两个：第一，了解济南解放后市场上印刷器材的供应情况。当时济南市场上可采购部分印刷器材如纸张，白细布、紫铜版、黄蜡、雕刻制版照相等原材料，此外除照相用部分化工原料有供应外，雕刻制版等专用工具仍无货供应。第二，向已在济南“东记仓库”筹建印钞厂工作的冯锦章同志转达关于制订雕刻、整版场所和流程的规划。我到达济南后把杨秉超局长的指示向冯锦璋同志作了汇报，请他在作规划时考虑、安排。

与此同时，杨秉超局长下达了设计人民币50圆、100圆和200圆的设计雕刻制版任务，决定50圆券的主景仍用工人农民像，这款主景仍由翟英担任刻制。由于形势的发展主景的画面上已经不宜再用隐示一手拿枪，一手拿铁锤、锄头，所以必须把工人农民手中的铁锤、锄头，从左手换到右手，以示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济南解放后，军内外盛传平津战役胜利后党中央将迁入北京。为了表达对这一胜利的到来和纪念，决定200圆主景的设计为长城，由朱介生担任雕刻。100圆主景设计为颐和园，由我承担雕刻。自1948年4月至1949年2月，北海印钞厂朱介生、我和翟英等先后设计雕刻了10元版(工农像)、50元版(工农

像)、100元版(北京颐和园)、200元版(长城)等四款人民币版子，第一套人民币的主景、花边和装饰图案制版的整个过程，反映了那时代的特征和现状。我有幸参加了第一套人民币有关币面的设计、雕刻、制版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幸事。

参与上述四款币面整版的还有周志德(已故)、周敖荣、郭琪良(已故)、王静(已故)、桂友恒、郝明才、韩明(已故)、范仲山(已故)、叶勤元等同志。

胜利形势的飞速发展，急需北海印钞厂能印制更多、更好的钞票，供应市场，发展经济，支援战争。当时来北海印钞厂提款的车辆络绎不绝。

火热的生活

随着二厂(凸印厂)、三厂(胶印厂)的先后复工，一厂(凹印厂)也开始复工，第一套人民币开始印制。

发行局领导和各厂领导及党团支部、职工会(此时俱乐部是否已改成职工会已记忆不清)等各级组织，除了安排组织各厂的生产任务外，也十分关心2000多名职工的政治思想和技术培训教育及业余生活的安排。

在全厂开展“拉呱”活动，尤其对刚进厂的青年男女的“拉呱”活动可以增进相互了解，增强感情，及时了解思想状况，有效地解决各种思想情绪和思想疙瘩，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理想观、前途观。至今许多老同志在一起时还常常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场景，正是在那时许多同志间建立起了革命友谊和情感。

胜利形势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熟练的印钞技术人员。当时既无专业培养的学校，亦无短期培训的机构，只能靠印钞厂自力更生，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加以传授、使许多进厂不久的青年人，尽快地成长为熟练的生产技术能手。

组织各种类型文体活动，对厂里不识字的或识字不多的同志，组织识字班教他们认字，由刘煜同志专职组织。刘煜同志手下还有一批“小先生”，小先生教得认真，参加学习的同志学得专心，很快不少同志就认识了许多字，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有一定文化的同志组织学写文章为墙报组稿，凸印厂的吴云龙同志(已故)写的一篇墙报文章，被《大众日报》采用刊登，在全厂反响很大，大家写文章的积极性更高了。当时各个厂相距较远，后来有人发明了一种“流动墙报”，把每个厂的墙报贴在一块布上，这样各厂可以相互交流，同时为了配合生产还出了一种“快报”，逐日报道组与组、班与班、厂与厂的生产情况与好人好事，这种方法对全厂掀起生产热潮，发扬正气作用很大。

那时，印钞厂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每天早晨起来漱洗后即出操，跑步，工人纠察队还要开展军事训练，小伙子们最喜欢的是实弹射击了。

球类活动和棋类活动在各分厂广泛开展，一厂的排球，二厂的篮球，都是非常出色的，除了厂与厂之间经常进行比赛外，还经常和厂外单位的球队进行友谊比赛。乒乓球、象棋、军棋亦经常进行比赛。

厂里歌唱是天天要唱的，开会时还要相互“拉拉”，“某某某来一个，好不好……”还经常组织歌咏比赛。

厂里还进行文艺演出，经常演出活报剧、歌舞剧等。《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大型歌舞剧中的男女主角扮演者郭欣欣、陈正泰、郑以岭等同志的表演深受观众好评，除了厂里的同志外，附近村子的群众成群结队前来观看，厂领导把演出作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一种方法，结合形势的演出起到了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尤其是主动邀请乡、村领导和当地的群众进行观看、座谈，听取他们意见，收到很好的效果。

南下，走向全中国

1949年2月14日，是各厂确定的南下日子，同志们分别从各厂到北海银行发行局的所在地辛寨集中。许多留下的同志纷纷为南下的同志送行。多年的战斗生活，相互间都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为了革命，为了胜利，为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无论是留下的、还是南下的都是为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但到了真要分开的时候，都是恋恋不舍，不少同志相拥而泣。

谢振林同志是我好友之一，他比我小一两岁，那时大概是二十二或二十三岁，平时我们一起看书学习、聊天，谈人生、理想、切磋刻版技艺，感情甚笃，他一面哭着一面送我，紧紧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一直送到发行局驻地辛寨才被劝回，从此一别已近60年音信全无，就此断了联系。虽经多方打听仍一无所获，杳无音信。振林同志，你在哪里啊……

据北海银行发行局汽车队的负责人吴均仁同志回忆，为了支援百万大军渡江打到南京去，1949年3月底他奉命带领由4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组成的车队，装满了崭新的第一套人民币随军一起南下赶到蚌埠。可是由于国民党在逃跑时将铁路、公路、桥梁全都破坏掉了，他们在行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经过全车队同志的协同努力，终于按时到达了蚌埠，后又随三野渡江进入了南京，并于1949年5月辗转到达上海。从此在解放区诞生的第一套人民币走出山东，走向了全国。

岁月流逝，人生苦短，60多年过去了，当年北海印钞厂的老领导、老同志，均已进入耄耄之年，本人在此谨祝他们健康长寿!而其中有许多人都已先后作古，离我们而去，使我们这些还活在世间的人，仍时常缅怀他们，想念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永驻我们心中。他们都曾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印钞事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终身努力，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忘记。永远记住他们，希望我们的后代也永志不忘。

编辑：陈畅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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