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南高史地学派研究的发展与趋向

摘要：关于南高史地学派相关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已有涉及，主要侧重于南高史地学派的史学活动研究;对南高学派主要人物柳诒徵、陈训慈、向达等人的研究较多，南高学派其他成员，尤其是缪凤林、张其昀、刘掞藜等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他们的史学思想、学术贡献方面;本文拟围绕南高学派内涵的界定、南高学派学人、南高学派创办的《史地学报》等三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从中得到几点认识。

关键词：南高学派;学人研究;学术述评

中图分类号：K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19-0033-04

近年来，随着对民国各学派研究的深入，关于南高学派以及南高史地学派的学术思想和价值等相关问题，逐渐引起了学人的关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相关论著不断问世。本文试图从近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对其进行梳理和评述。不足之处，敬请识者批评指正。

1 南高史地学派内涵的界定

学术界对“南高史地学派”内涵的界定，是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该学术团体的关注而发生改变的。吴忠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一书中指出南高史地研究会是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建立的学术团体，后发展为南高史地学派，他在书中阐释了南高史地研究会发展为史地学派的过程，分析了史地研究会成员形成一个学派的缘由，并指出1926年以后，虽然《史地学报》停刊，史地研究会渐趋无闻，但该群体依旧活跃在史学界，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学术志趣和治学风格的学派，亦即史地学派。[1]香港学者区志坚在《评孙永如：<柳诒徵评传>》（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编《人文中国》第3期）一文中称之为“史地学派”。台湾学者彭明辉的《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中则称之为“史地学报派”，他认为常在《史地学报》发表论著的史地研究会会员，以及担任史地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包括柳诒徵、竺可桢、郑鹤声、陈训慈等人，即称之为“史地学报派”。范今朝在《“史地学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一文将“史地学派”与“南高史地学派”区分开来，他认为与“禹贡学派”同时（甚至产生更早且持续时间更长）、存在于南方（南京、杭州）的另一支一脉相承且影响甚大的学术力量——即1923-1936年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南高史地学派”，以及以张其昀为核心，强调“史地合一”、“自然与人文并重”的史地学派。[2]由此可见，范今朝所界定的“南高史地学派”，是以南高师生为学术团体的学派。

2 对南高史地学派作整体考察的研究

在民国时期的众多史学流派中，南高史地学派是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的部分师生为核心的史学流派。它的主要代表有柳诒徵、陈训慈、缪凤林、张其昀、向达、刘掞藜等人，在学术上与北大新文化派立异，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成为20世纪20年代学分南北的一个突出现象。[3]他们注重传统的史地之学，反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故而受到北大新文化派的抨擊，被学术界视为保守势力的代表，长期以来受到冷遇。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围绕近代中国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争论激烈。在这一背景下，有关南高与北大学术文化之争重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3]把南高史地学派作为整体考察研究的专著有吴忠良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龄出版社，2006年）以及台湾学者彭明辉的《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两者均对南高史地学派的学术思想和实践活动作整体的探究，因为考察对象角度的不同，彭明辉的《历史地理与现代中国史学》，主要是以两份学术刊物《史地学报》和《禹贡半月刊》，以及东北与西北两个地区史地为分析对象，探讨1919—1949年之间历史地理学兴起的时代意义。吴忠良在其论著中，主要分四章来进行阐述。论述了该派的主要文化和学术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吴忠良除了考察南高史地学派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外，也探究了该派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并从教学目标与理念、教学方针、教学实践三方面进行阐释。相比彭明辉的著作，吴忠良的论述，视野较宽泛很多。除了上述专著对南高史地学派进行研究之外，国内外学者也以相关的论文，对其进行了考察。吴忠良在《南高史地学派与中国史学会》、《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上、下）、《民国史学中的“南”“北”之争——以南高史地学派与傅斯年为例》[4]中考察了南高史地学派的创办及其旨趣、在南北论争中学术思想的碰撞、创办《史地学报》，认为南高史地学派成员们虽与传统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但并非与西学影响下的“新史学”无所关联，他们并非是封建史家的遗绪。何刚在《南高史地学派的史学思想——兼及郭沫若古史研究》[5]分析了南高学派成员的唯物史观，认为他们虽对唯物史观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肯定，但他们的史观并没有超出唯心论史观的范畴;他们强调历史演进的因果规律，但并未对广泛传播的唯物史观真正理解。

陈雪娇《南高史地学派与中学历史教育》[6]中探讨了南高史地学派参与中学历史教育活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认为他们十分强调学术经世致用的功能，这也是南高史地学派参与中学历史教育活动的根本原因。何刚《治学与论教的近代互动——以南高史地学派的教学观为例》[7]指出南高史地学派的历史教育思想是他们学术论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他们把史学研究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联系在一起，并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启发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知。

许小青《南高学派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孔子观为中心的探讨》[8]从历史主义的角度，以孔子观为中心，初步梳理了南高史地学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变，进而探讨了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及权威主义的相互关系。

3 以《史地学报》为考察对象的研究

《史地学报》是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南高史地学派因《史地学报》而得名。《史地学报》主要以研究史学和地学为宗旨，兼有其它门类：世界新闻、史地教学、杂缀、会务、通讯等的研究。近年来，对《史地学报》的研究多从史学期刊的角度入手，进行考察研究。如代表性的论著有：陈宝云《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学人群研究>》、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苗英建、孙桂英《五四时期史学代表性刊物之一：<史地学报>》;另有一些论著的研究涉及《史地学报》，陈宝云《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学人群研究》，全书主要是依托1920年代的南高——东大这样一个“场域”，在大学、教师、学生、团体、刊物等等各种“客观关系”之中，来梳理其谱系、考察其学术的认知与思想的表达，探讨其在“五四”之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进路。[9]而且在全书的第五章，对南高史地学派在历史教育方面的实践，也有简略的论述。但是书中却把南高史地学派，简单的等同于“史地学报派”。与此书有相同定义的有彭明辉的《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以<史地学报>、<禹贡>为中心的探讨》[10]中将《史地学报》学人群体定义为“史地学报派”，书中虽着重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但对《史地学报》、史地学会的内容和情况也有考察。

李勇、鄢可然的《<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梳理了《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介绍情况。随后，该文被收入于李勇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一书中，将其作为鲁滨逊新史学在中国回响的一部分。

沈卫威的《<史地学报>及其文化立场》着重考察了《史地学报》学人的文化立场和治史理念深受学衡派的影响，且认为他们在与古史辩派的中，一直秉持着文化守旧主义的立场。陈宝云《<史地学报>及其群体与<学衡>之关系的探讨》一文从核心人物、诸位同人和刊物本身三个层面，对《史地学报》和《学衡》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1920年代在南高乃至全国学界有影响的两份刊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异同。吴忠良《<史地学报>作者群析论》总结了《史地学报》创刊的时间、内容、活动，分析了作者群体的活动，以及学报停刊的原因。并指出1925年是史地研究会也是《史地学报》杂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年，由于骨干人物柳诒徵和竺可桢的相继离开，在无形中带走了《史地学报》的作者群，才使得其停刊。

4 以南高史地学派学人为考察对象的研究

南高史地学派是由南高史地学会演变而来，其主要成员包括柳诒徵、竺可桢、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胡焕庸等人。80年代以前，台湾的相关论著对吴宓、梅光迪、柳诒徵、缪凤林等人就有研究。虽然大多是就学衡派来进行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南高史地学派也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南高史地学派核心人物的研究上。对其他成员的关注则较少。

4.1 对南高史地学派主要人物的研究

作为南高史地学派核心人物的柳诒徵，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关于柳诒徵的研究著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师渠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卞孝宣教授在相关论著中介绍了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开了大陆研究柳诒徵的先河。[11]近年以来，相关论著中开始较多的出现柳诒徵的研究。孙永如在《柳诒徵评传》中讲述了柳诒徵的生平、及其编撰《中国文化史》、《历代史略》、《国史要义》等书，并对他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学术特色进行了考察。张笑川、孙文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讲述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新文化派学人占据思想学术舞台的主流，以至于与其观点相异的学人往往被排斥到边缘，在近代的相关论著中鲜见其踪影。柳诒徵作为清末的学人，也遭到冷遇。针对此种现象，作者对柳诒徵之生平及著述及其学术思想，做了简要的叙述。范红霞《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一书，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图书馆学、目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突破原有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研究理路，在注重对被研究者所处时代和文化环境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柳诒徵学术活动环境的梳理，分析其行为及学术主张背后的思想真谛。深入考察了其中西文化观、史学思想、诸子学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图书馆学成就及思想。尤其是对其教育思想和道德思想的探讨都是填补空白之研究，对丰富柳诒徵的文化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12]关于柳诒徵研究的期刊论文，多以他的史学思想以及他与学衡派的关系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柳诒徵的生平、以及他在目录学、图书馆学、期刊编辑、诗歌创作等方面。

4.2 对南高史地学派其他人物的研究

与柳诒徵研究的热潮相比，目前学术界对南高史地学派其他成员的研究，则存在不足之处。杨婉婷在《近三十年来海峡两岸张其昀史地学研究》[13]一文中详尽论述了近三十年海峡两岸关于张其昀史学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其所呈现的特征：台湾研究者和成果多于内地;记述其生平成就的回忆性文章居多，学术论文偏少;专题性的著述居多，综合性的文字偏少;对张其昀史学的不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同时表现出一些不足，尤其是大陆学界对张其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研究面较狭窄，评价不够中肯等等。因此文较为详细地综述了张其昀在史学和地学方面的贡献，所以本文对此部分不再赘述。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同样作为柳诒徵学生的缪凤林，逐渐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且以学术论文的研究居多。大体上以缪凤林史学思想研究、缪凤林的历史教育思想研究、缪凤林的通史编纂思想研究等方面为主，而缪凤林的哲学、教育、学术、宗教思想则研究较少。缪凤林在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有：颜克成、陈勇在《“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中分析目前学术界对于缪凤林学术的研究多集中于缪氏的生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和中国通史撰写风格的探析，以及把他囊括在学衡派、史地学派等群体中论述。[14]香港学者区志坚在《道德教化在现代史学的角色——以柳诒徵及其学生缪凤林、郑鹤声的传承关系为例》一文中分析了柳诒徵与缪凤林的学术传承关系，但侧重于缪凤林对柳诒徵史学致用、通史写作、礼俗史研究等治史路径的承袭。[14]冯天瑜的《重温缪凤林、费孝通中国“封建社会”论》[15]通过对缪凤林两本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的阐述，指出应对缪凤林的史学理论予以重视。田亮的《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16]一文指出缪凤林作为“学衡派”的重要史家，把阐发民族主义，提高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视为其史学研究和著述的主要目的。抗战时期，他纂写《中国民族史》，该著作对中国民族西来说进行批判、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论述，都是其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表现。它在抗击文化侵略、激扬民族精神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抗战后期，其复古主义倾向的政治影响是消极的。吴忠良《缪凤林与中國通史研究》[17]中就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要略》进行比较研究，指出缪凤林颇具特色的通史编撰理论，在中国通史编撰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谷真研《缪凤林思想研究——以<学衡>为中心》（黑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一文通过梳理缪凤林发表在学衡上的文章，来把握缪凤林的历史、哲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思想。并对近年来缪凤林思想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类综述。史学思想方面有卢朝允的《略论缪凤林的日本史研究》、姜爱智《缪凤林史学思想述论》、李方来、李霞《中日战争与中央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史研究——以学衡派、南高史地学派缪凤林为例》、颜克成《民国南北学风中的缪凤林》以及沈卫威的《话说缪凤林》;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柴文华《对缪凤林希腊精神的分析》、杨辉《“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5 几点认识

近年来，国内关于南高史地学派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较之国外的研究，明显关注不够。总的来说，目前有关南高史地学派的研究存在不足，具体而言，如下所论：

（1）总的来看，近些年来，关于学衡派的研究中，对南高史地学派的成员多有涉及，但对于南高史地学派的界定却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常将南高学派定义为学衡派，或等同于史地学报派。概念界定的错误，会使一些论著的研究以学衡派或史地学报派的视角去探究南高史地学派的活动。具体论述的重点则侧重于学衡派及柳诒徵的民族主义史学观，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是学衡派的成员和南高史地学派有重合的部分，但二者的核心成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考察和探究。（2）对南高史地学派的研究多集中于南高时期，但自1926年《史地学报》停刊之后时期的研究，则较少涉及。一直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于南高时期学人的学术实践活动，但须知虽然《史地学报》停刊，核心人物离开，但他们的史学活动仍在继续，相关著述仍在问世。（3）對南高史地学派未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仅对南高史地学派的成员进行研究，且多集中于主要核心人物的研究。（4）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整理有待深化。总体而言，从8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台湾学者对南高史地学派学人群体进行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大陆内地学者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史料的掌握和收集程度不同，致使这些地区的研究出现偏差，内地研究少，台湾和香港地区研究多的局面。由于对南高史地学派学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在资料收集上的把握也是不同的。致使南高史地学派其他人物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总的来说，近10年来，学术界对南高史地学派的关注逐渐增多，这也有助于今后学者更好地关注这一学术群体。在学术界的关注和引导之下，对“南高史地学派”的研究或将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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