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放手及其他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既放心、放手使用干部又加强对他们的监督。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有这样一个故事：治书侍御史柳彧见隋文帝勤于听政理事，百官大臣奏请过于烦琐，于是上疏谏道：“近来常见陛下留心治国安民之道，不辞辛苦疲劳，这也是由于百官大臣惧怕获罪，遇事不敢自己决断，只好秉承陛下裁决，因此奏请过多，以至于营造等细小事情，支出少量财物等琐碎杂务都在奏请之中。陛下在一日之内，须回复众多大臣的奏請，以致常常天晚忘食，夜半未寝，整日为公文表章操心受累。敬请陛下体察我的诚挚之言，稍微减少一些琐碎事务。”

作为一国之君的隋文帝，其听政理事做到了夙兴夜寐、不辞辛劳，很是难得，但问题是，其工作繁忙是建立在“百官大臣奏请过于烦琐”之上的，而这就让人生疑了。是啊，“百官大臣奏请”怎会“过于烦琐”呢？

只是“由于百官大臣惧怕获罪，遇事不敢自己决断，只好秉承陛下裁决，因此奏请过多，以至于营造等细小事情，支出少量财物等琐碎杂务都在奏请之中”。原来，问题虽出在百官大臣身上，根源却在隋文帝自己。你隋文帝如此“留心治国安民之道”，大小事务统统加以包揽，意味着的就是你信不过手下的百官大臣，你既然信不过，那么，作为百官大臣“奏请过多，以至于营造等细小事情，支出少量财物等琐碎杂务都在奏请之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或许是应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理，隋文帝之所以忽略了百官大臣的作用，是因为其囿于唯我独尊、唯我自信的窠臼。其结果必然吃力不讨好——不仅自己累得要命，百官大臣亦因为隋文帝的不信任而惴惴不安、畏首畏尾，以至而以“秉承陛下裁决”了之。

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治书侍御史的柳彧，他似乎比隋文帝看得明白，因而也才会这般上疏谏：“我听说古代的圣明帝王，没有比得上唐尧、虞舜的。唐尧、虞舜不过问细小的事务，所以被称作圣明君主。虞舜委任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位大臣处理政务，唐尧则经常向掌管四方的诸侯询问治国方针，都垂衣拱手，不为细小事务所累而天下大治。这就是所谓‘劳于求贤，逸于治事’。”柳彧之言，颇耐人寻味。想必，隋文帝该是有所领悟、有所改进的了。

虽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值得商榷，但既用人，就须明职责、给任务，体现层级管理，在“一级抓一级，级级抓落实”中体现工作效率。否则，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大权独揽而小权又不放，事情怎干得过来，又怎么可能落小落细落实？隋文帝的偏颇就在这里，因为信不过百官大臣，那也就只能事无巨细而亲力亲为了。

想起唐太宗当年听到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见他，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直率地说：“以一个人（指皇帝）的智慧来决断天下的事务，假使得失各占一半，乖谬失误就已经很多，加上下臣谄谀，主上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真能审慎地选拔大臣而让他们各司其职，考察他们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哪里还用担忧国家治理不好！”张玄素的一番话，是很有见地的，对于今天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也不无启迪。

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出主意”，主要是指领导者要学会踱方步、抓谋略、把方向、搞决策，绝不要被一些琐碎的小事缠绕而误了大事；“用干部”，则主要是指领导者要按照“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原则，做到任人唯贤，尽最大可能将每一个干部用到最合适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并在明确其职责所在的同时，既放心、放手使用又加强对他们的监督。

领导者，“出主意”，不纠缠于烦琐的小事，并不是不干事，而是强调干大事、干要事；“用干部”，加强必要的监督，也并非不信任干部，而是为了确保其在放手干事中少出错、不出错，更好地干对事、干成事。领导者要“懂全局，议大事，管本行”，诚乃此之谓也。

放心使用干部，就必须做到放手使用干部。只有明确了各级干部各自的职责，我们的监督才有目标，鞭策才有力量——对干部“有功赏，有罪罚”才有依据，尤其对一些缺失担当而不作为、慢作为、滥作为、伪作为的干部的追责、问责才有威慑。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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