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成立72年历程(精选范文5篇)

成立，是指创立，建立，设立。是指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在古代，成立也有成人，自立的意思像李密的《陈情表》有提到——“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就是这个意思，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成立72年历程5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中国成立72年历程5篇

【篇一】中国成立72年历程

汉字简化历程

汉字简化百年历程：简体字已成为中华文化的负担？

【摘要】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在清末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到1950年代，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后，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尽管简化字不是清末才出现的，1950年代制定并推行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古已有之的简化字一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如今强行废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汉字的六书原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强行“转正”为印刷字、正字是有违其本性的。作为“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但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化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的最大负担。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考虑統一使用繁体字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别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等。

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改革又是汉语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汉字简化对汉字改革、汉语变革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语言学界的思考特别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识人(包括一些语言学工作者)主张恢复繁体字，但为什么要恢复?其深层的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是什么?也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达;至于如何恢复?恢复到什么状况?学术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讨和设计。鉴于此，笔者试对清末至今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背景、理论、推行方式以及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检讨，希冀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

汉字、汉语自产生之后就一直在变化着。汉字起源于图画，从形体上经历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的过程，在手书的意义上还有行书和草书。总体上看，汉字的变化是一种从图画到符号、从复杂到简化的过程，杂芜和枝叶的东西不断地脱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东西;但是，汉字的数量和书写则呈相反的变化，字数越来越多，异体字越来越多。汉语的变化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书面语来源于口语，口语不断简练而雅化，再加上文人们不断丰富和创造，使它越来越远离口语;另一方面，口语不断变化，也不断丰富，自行发展，越来越远离书面语。除了秦朝的“书同文”以外，中国古代不论是汉字的变化还是汉语的变化，都是自然流变，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强力所为，所以变化速度缓慢——汉字“体”的变化比较大，但结构变化不大。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提出汉字、汉语改革的问题;但自清末以来，汉字、汉语改革却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并最终导致汉字、汉语发生巨变：在汉字方面，最大的变化是简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化、拼音方案、读音统一等;在汉语方面，语言体系发生转型，即从古代汉语转变成现代汉语，与此相关的语法、词汇、词义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末以来汉字汉语变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自身，而是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要求。中西方自明末开始交流以来就时有冲突，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落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则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势，中国一方面是抵御、自保，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进而痛苦地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反思的路向和进程可以说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开始时认为器物不如西方，后来又认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后认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国民素质不高等，于是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和文化就此发生了现代转型，于是有了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化。清末汉字汉语改革就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发生的。当时接受了西学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不发达，国民素质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汉字和汉语——汉字繁难(难识，难写，难记)，汉语文言不一致，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掌握运用，而民众大多数是文盲，不能读书看报，不能进行书面表达，甚至于最简单的记账都很困难。

汉字复杂难学，可以说是清末语言学界普遍的观点。例如，卢戆章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①]林辂存说：“我国文字，最为繁重艰深……中国字学，原取象形，最为繁难。”[②]陈虬说：“字又着实难识得很……而且笔墨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③]沈凤楼说：“中国文字极烦，学亦甚艰，自束发受书，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④]杨琼、李文治说：汉字“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⑤]马体乾说：“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⑥]因此认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态度和具体方案。

内地汉语用简体字，海外汉语用繁体字，会造成汉语的分裂，对汉字和汉语都是巨大的伤害。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简体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负担、一个包袱，即使现在废止简化字，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消化。

清末兴起的汉字改革有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三种方案。一是最激进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的李石曾和吴稚晖。他们认为，西文优质，与其学习、模仿西文，对西文进行改头换面的汉化，或者汉语西文化，还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⑦]由于民族自尊的原因，这种主张在清末并没有多少人支持，还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后却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中不少人认为汉字终当废除，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都持这种观点[⑧];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废除汉字是困难的，所以主张用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汉字，但废除文言文。二是中庸的态度和方案，以刘师培、潘籍郛、卢戆章、蔡锡勇、王照、劳乃宣等人为代表，主张不否定汉字、汉语、文言文，但在汉字以外另创造一种简字、快字、合声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语、官话等构成的汉语书面语，也即宽泛意义上的白话，前者供知识分子使用，后者供大众使用。这种态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态度和方案。据倪海曙统计，从光绪十八年(1892)卢戆章提出中国第一套汉语切音字方案，到宣统二年(1910)郑东湖提出汉字笔画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时间共产生了二十八种新汉字方案，所创造的新汉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汉字笔画切音字、速记符号、自造符号、数目代字等，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实施，还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书，但最终都成为了历史;不过，它们对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电报数码、速记等有很大影响。三是保守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对繁体字进行改造、简化或者简便。这是一种思路很不清晰的态度，当时缺乏深入的讨论，提出的方案并不多，也不具体，但却是本文最为关注的。

简化字可以说古已有之，符号化就是一种简化。秦隶之后，汉字结构大致固定，之后的汉字变化主要是减省笔画，或者变化笔画。中国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体在汉字的形体上相对规范，但仍有一定的随意性;大量的文书则是手写，而手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特别是流布范围比较小的文书如日记、书信、账目、收据、借据、文告等，书写更是随意，大量使用别字、错字(例如，偏旁错误，笔画错误)、简笔字、破体字、草书楷化字、符号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们称这些字为“俗字”[⑨]。最初这些字具有私人性，书写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随着文书流布范围的扩大，这些字慢慢流行开来，越来越被认同、模仿，于是，错误变成了正确，别字变成了通假字，简笔字变成了异体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这是事实上的汉字简化。

清末最早提倡简化字的是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说：“文字者，用符号代言语，所以便记忆免遗忘也。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遗忘愈难。而其代言语之用，固与繁难之符号无异。……我国文字，义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难实甚，肄习颇苦。欲求读书识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简字之法所由创也。故简字与旧有文字，相去太远，一时不能冀其通行。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采用俗体字。此种字笔画简单，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语。如‘体’作‘体’，‘镫’作‘灯’，‘归’作‘归’，‘万’作‘万’，‘蚕’作‘蚕’之类，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余素主张此议，以为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⑩]文章发表后，有读者致函提出疑问，陆费逵又作答文说：“采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特以简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创造更难，就俗字而采用之，不过略减正体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且记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采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体代之也。”他认为，使用俗体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处极多，而苦笔画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笔字，不知不觉，转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体字。以其易写易记，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极易，虽功令悬为厉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体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11]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这里所说的“简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卢戆章等所说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简化字，后来称之为“减笔字”、“简体字”。陆费逵主张用已有的、已经广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简化字，并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简化，这与后来的简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陆费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简化汉字设想和思路，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回应，当时汉字改革的主流还是切音字、简字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问题才再次被提了出来。

二

语言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白话文就是新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与清末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不同，面对汉字和汉语的缺陷和问题，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更关注的是汉语而不是汉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但同时又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采取的策略是把汉字存废问题搁置起来，专注于汉语改革，即提倡并使用白话文，否定并废用文言文。对于吴稚晖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以及广泛的“汉字革命”主张，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也是有响应的，概括起来就是提倡简化字。

翻阅《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阵营最早提出简化汉字的人是钱玄同，但其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民国前夕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长文的时候，他是赞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又转而赞成吴稚晖已经放弃的“万国新语”的观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世界语与文学》、《答陶履恭论Esperanto》、《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答孙国璋论Esperanto》、《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汉文改革之讨论》、《答姚寄人论Esperanto》、《答胡天月论Esperanto》、《答区声白论Esperanto》、《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Esperanto与现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张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与胡适、陈独秀等人主要思考语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时期的钱玄同既思考语言改革，也思考汉字改革，他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对汉字、汉语反思基础上的。民国初期到“五四”前后，学术界一些人发现，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不能准确表达西文的思想文化。钱玄同是认同这一观点的。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12]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在语言上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不同，钱玄同主张废除汉语，改用世界语，或者在汉语之外增加世界语：“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好?弟意最好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13]“五四”初期的钱玄同很激进，不仅反对文言文，也反对白话，反对汉字，反对汉语拼音化。他说：“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搀入于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函胡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国之字音，则为单音语，同音之字，多且过百，此与拼音文字最不适宜者。”[14]汉语不能拼音化的观点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讲得更明确：“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汉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15]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汉字、汉语，改用世界语，“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至少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在通行汉字汉语的同时推广世界语。[16]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为一种统治性的语言大势已去，白话文一统中国不可逆转，钱玄同主张世界语的文章就是用白话文写成的。所以，对于在中国推行世界语取代汉语——不仅取代文言文，而且取代白话文，钱玄同自己也没有信心。特别是白话文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为“新国语”之后，钱玄同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语言上转而支持“国语罗马字”。1923年，他提议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17];两年后又说：“说到制造中国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现在也主张用罗马字母。以前《国语月刊》出‘汉字改革号’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倾向于罗马字母了。不过彼时被音理所囿，以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够用与发音密合一点的，所以又想试用标准音符(国际音标)。但是不久就觉得这个意思是错误的。”[18]而在文字上则主张，改造汉字即减省汉字笔画。钱玄同对于汉字的态度可以说由“汉字革命”转变为“汉字改良”。

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这是中国自汉语产生以来首次系统地提出的汉字简化字方案。他说：“前几天，独秀先生对我说：‘表中国国语的文字，非废去汉字、改用拼音不可。’这个意思，我现在是极端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拼音文字制成以后，恐怕还要经过许多波折，费上无数口舌，才能通行。我以为我们就使讲‘一厢情愿’的话，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如此，则最近十年之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汉字的声音难识，形体难写，这是大家知道的;今后社会上一切事业发展，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处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19]其补救的办法就是减省汉字的笔画。这是一个妥协、无奈、暂且的办法，但却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现实性的办法。钱玄同提出的汉字简化的八种方法，都为19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

到了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一期“汉字改革号”，其中有胡适、黎锦熙、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赵元任等人的文章。[20]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对于改革汉字达成了共识，差别只是简化汉字与国语罗马字的方案。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选了《简体字谱》;在此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8月21日发布命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正式推行简体字，但却遭遇强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废止《第一批简体字表》，这对于汉字简化之路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1936年后钱玄同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于1939年逝世，简化字研究、倡导以及推行虽然不乏来者，但微弱的声音完全被强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声音所淹没。

1949年始，汉字简化之路峰回路转。这年5月，黎锦熙联合当时北平各大学的语言文字专家写信给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重新开始研究和推动文字改革。吴玉章先请示刘少奇，又写信给毛泽东，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宣告成立。[21]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吴玉章为主席，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成员既有学者也有官员，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由于之前在请示刘少奇时，得到的指示是：“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化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22]因此，简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项内容。之后，在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的大力推动下，汉字简化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简化字方案从酝酿到出台到最后推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汉字难识、难读、难写，是普通大众提高文化素质的瓶颈，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进行新文化建设，这正好是一个契机。二是旧中国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统的教育体制又不可能一时建立，识字特别需要“速成”，简化字为汉字识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三是与国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设不一样，新民主主义文化更强调大众文化建设，首先就要解决的是大众识字问题，汉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有：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该机构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范文澜为副主任。

1954年，周恩来总理提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并于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

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全文。

国务院“决议”的公布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发表，标志着清末以来汉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后，汉字简化运动还发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汉字简化方案”小组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修订，发布《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同时编辑出版《简化字总表》。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23]，征求意见，并在一定范围内试用;但1986年国务院正式废止这个方案，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24]2009年，教育部新研制出《通用规范汉字表》，网上公布以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设计对44个汉字进行“整形”，但遭到广泛的质疑，2013年国务院最终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时，没有采纳汉字整形方案。与1986年《简化字总表》相比，《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了226个类推简化字，如“闫”等[25]。而对于“整形”字，研制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个说明：“鉴于字形调整目前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对印刷宋体字的字形规范，也不应该只着眼于宋体字本身，还应该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几个关系的协调问题，如各种主用字体之间的协调、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协调、已定规范汉字与大字符之间的协调等。如此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让《通用规范汉字表》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做出更长远更全面的规划。”[26]汉字“整形”方案虽然“失败”了，但可以肯定，汉字简化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三

反思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各种方案、历程以及理论，需要检讨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初期，语言学界对于简化汉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汉字改革的暂且办法。1955年，毛泽东还说：“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27]但1960年代之后，简化字被当作了汉字的终极形态，汉字简化被误作为汉字改良的主导方向。如果说清末、民国的简化汉字是“汉字病”之“止痛”的话，那么1950年代汉字简化则是“汉字病”之“根治”了。

陆费逵最早提倡简化汉字，但他同时又明确说简化汉字不是汉字改良的“正法”。同样，钱玄同“五四”之后一直提倡简化汉字，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包括简化原则、简化方向和具体措施等，但他认为解决汉字问题的根本方式是“汉字革命”，即“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28]，“把汉字改为拼音的中国新文字，将来总有这一天”。[29]由于汉字革命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筹备”期还不能完全脱离汉字，而简化字则是“补偏救弊的办法”：“有的主张将国语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张将现行汉字减省笔画的。……我也是持这种主张的一分子。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30]可见在民国时期，简体字并不是汉字改革的根本目标，更关注的还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国音统一等问题。

1950年代，汉字简化字运动兴起，发展成为国家行为，最终产生《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并通过行政方式大力推行，从而实现全国文字印刷简体字化，似乎简化字方向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实不然。1951年，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31]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强调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简化不过是暂时方案，是为最终汉字拼音化做准备。吴玉章说：“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32]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也明确说：“汉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简化汉字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33]由此可见，简化汉字在近百年汉字改革中不过是附属品，被当作是准备性的、过渡性的。然而，汉字一旦简化并全民运用、普及，就很难有其他可能性了。

近百年汉字简化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末和民国是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另一个阶段。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个阶段总体上是学术推动，后一阶段总体上属于组织推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字简化，主要是学者探讨，提出方案，讨论基本限于学术领域，虽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钱玄同等人设计的“第一批简化字”就得到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支持，从而以教育部名义发布命令，但民国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非常软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学者、政客的反对声中宣布收回、废止。之后，《第一批简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钱玄同主持编选的《简体字谱》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国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所吸收，《汉字简化方案》和《第一批简化字表》在思路、观念和具体的方法上、具体内容上都一脉相承。由此可以看出，学术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学术背后的力量才是决定其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

而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运动是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或者批示，确定文字改革的方向，再确定各种组织机构，各种宣传，最后层级推进，从而以一种严格的行政方式推行。从相关的文献看，文字改革方案是国务院组织专家，经过反复讨论，八易其稿，才最后制定出来的;这中间又反复征求专家、学者以及普通群众的意见。这种大规模的行为，是任何一个学术团体都无法完成的。简化字方案出台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决议，国务院公布决议，教育部发布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通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分别发表“社论”，这与清末与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正是因为强大的行政推动力，所以1950年代汉字简化运动推行得非常成功，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大陆就废除了繁体字，实现了全国教育、印刷、手书的简体字化。

当然，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字改革，吴玉章等人最初设想和试图推行的还是在民国时期就思考比较成熟、并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汉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结果是，拼音文字后来被放弃了，仅只留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而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拼音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汉语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过是一种对汉字进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汉字，也不能替代汉字，本质上是汉字的辅助性工具，解决了汉字不能表音的问题，当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讯、编序、检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汉语拼音新文字则是反汉字的，主张废除汉字，使汉语脱离汉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有这样的话：“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办法。”[34]由此可见汉语拼音和汉语拼音文字之间的本质差别。事实上，195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制定并推行简化汉字，选定并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的进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话是统一国音，汉语拼音则是为汉字标注国音，两者于汉字来说都具有外在性，而只有简化汉字对汉字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真正改变了汉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意义和作用争议很小，简化汉字却争议很多，因为它给汉语和汉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四

由于汉语在读音上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以致同样是说汉语但地域不同的人却无法交流，但因为有汉字，才维系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假如语音不同，文字也不同，那中国在文化上早就四分五裂了。民国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曾经设计出包括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厦门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四种方案，假如当时推行了，那今天的中国就不仅是语音不统一，而且文字也不统一，北京人到广州还得带翻译。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在清末，语言学领域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太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并且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1950年代，中国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

的确，简化字不是清末才产生的，1950年代制定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简化字虽古已有之，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强行废除正字，通行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以及生造的字等，实际上是违背了汉字自然流变的规律。草书是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一门特殊的学问，草书本质上是汉字快速书写的结果，快写的过程中自然有很多笔画省略，在这一意义上，草书可以称为简体字，汉字简化借鉴草书的简化方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草书异常复杂，千变万化，有时一个字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写法，有的写法不仅与正字相距甚远，互相之间也相距甚远，没有相似性和关联性，如“白”、“自”、“有”、“不”等。相反，有些完全不同的字在草书中基本上可以写成一个字，如“成”和“来”、“不”和“石”、“存”和“孝”、“深”和“珍”等;很多完全不同的偏旁部首和点画在草书中可以写成一样，如单人旁和双人旁在草书中都可以写成一竖，“二”、“止”、“工”、“土”、“豆”、“”、“匕”、“”、“虫”、“”、“八”、“人”都可以写成二横即“二字符”。[35]正因为如此，草书的很多字不仅一般人不识，就连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的人辨识起来也不是很轻松，需要借助释文以及草书工具书。所以，简化字的草书楷化方式虽然有历史的、书写的根据，但这个根据其实是不足为据的。

同样，俗字、手头字包括破体字作为简化字也是有问题的。所谓“俗”字，是相对于“通”字和“正”字而言，唐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对其作过区分，张涌泉教授的解释是：“俗字是一种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它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于平民百姓使用。颜元孙的所谓‘通者’，其实也是俗字，只不过它使用的范围更大一些，流延的时间更长一些。换句话说，‘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36]俗字可以变成“通字”，通过流行可以变成正字，但这个过程在自然流变中非常缓慢。汉字在唐代之后已变得相对稳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并不容易，因为正字更有优越性，更广泛地被认同和接受。

根本原因还在于，俗字也好，手头字也好，其构成很多都不符合汉字的基本规则，即不合六书原则，很多字可以说是很任意的符号，也可以说是“黑字”，有时只有书写者和特定的接受对象明白，甚至有时就是只写给自己看的。与陆费逵提倡俗字一样，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陈望道等二百余人、十五家杂志社发起手头字运动，并挑选了三百个手头字作为简体字进行推广，其中中约有一半的字被后来的第一批简化字所采用，如“与”、“过”、“呕”、“对”、“尽”、“怜”、“卖”、“战”等，还有一部分被已经废止的第二批简化字所采用。《推行手头字缘起》这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勾普及到大众。”[37]这实际上是让正字迁就或让位于手头字，也可以说是文字下移。但手头字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第二批简化字被废止就说明了其问题。原因在于，手头字很随意，很多是破体字、别字、错字、生造字，不符合汉字规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丰子恺曾描述民间手头字的书写状况：“我家自洪杨以来，以开染坊为业，我十来岁时，每逢年假，店里忙的时候，被母亲派到店里去帮忙……因此学得了染坊账簿上所惯用的种种简笔字，例如‘三蓝’，他们写作‘三艹’，不过艹字最后一笔下面打一个弯曲。‘二厘’，他们只在‘二’字的下一画上拖一撇，其余不胜枚举。”后来，作者在上学时也写手头字，如把“青出于蓝”写作“青出于艹”，老师骂他说：“你倒不写青出于卅?”[38]染坊里约定把“蓝”写作“艹”，“厘”写作一撇，几个人认同是没有关系的，但推广作为全民规范字却是有问题的，不能说群众使用了就是正确的。所以，俗字和手头字在生活中都限于手书，都只适用于通俗文书，主要是记账、书信、药方，便条等，通行的范围非常有限，具有约定性，如果强行“转正”作为印刷字、正字，其实是有违其本性的。

钱玄同曾归纳出八种简化字方法：“将多笔画的字就字的全体删减，粗具匡廓，略得形似”、“采用固有的草书”、“将多笔画的字仅写它的一部分”、“将全字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采用古体”、“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别造一个简体字”、“假借它字”[39]，但这每一种方法都是有问题的，都会造成混乱。例如，现代简体字中“台”、“台”、“台”、“台”四个字合并成了一个字，还有“台”作为“构件”的字，“构件”有时可以类推简化为“台”，有时又不能类推。本来，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极分明的，但简化成一个字之后，意义也合并了，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得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又如，“蒙”、“蒙”、“蒙”、“蒙”四字不分，又保留“懵”作为异体字;“复”、“覆”、“复”、“复”四字不分，“覆”有时简化，有时又不简化;“干”、“干”、“干”三字不分，“干”有时简化，有时又不简化，“乾坤”不能简化为“干坤”，还有“后”和“后”简化之后不再作区分，以致书法家有“影后”之笑话。汉字是“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它希望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张书岩等人总结简化字有五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部分同音代替不适当”，“对于偏旁的简化和类推规定得不够明确合理”，“计划性、系统性不够，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少数简化字所用的偏旁或笔画不适当”，“某些简化形体代替的偏旁过多”。[40]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并且难以改正。汉字简化的“利”远小于其“弊”。

1960年代简化字推广之后，国家严格控制出版繁体字书籍，繁体字从中国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这种局面维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来，繁体字的著作越来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著录用繁体字出版，后来研究古人的现代人学术著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再后来一些与“古”有关的边缘性著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近人的著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41]、《启功丛稿·艺论卷》[42]都是繁体字印刷的，极少数翻译著作如《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也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释是：“由于本书所研究的19世纪汉语语料都是用繁体字印刷的，汉译本全书也使用了繁体字。”[43]尽管解释很勉强，但可见繁体字的出版规定不断地被突破。繁体字在学术领域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有品位的象征，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古代有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已经开始恢复繁体字写作，除了时尚因素外，更多是为了准确。例如，在古人那里，“台风”就是“台风”，现在把它写成“台风”是错误的。

只要中国古代典籍不消灭，繁体字就不可能废除。繁体字与简体字在使用上是不对等的，1950年代出版的简体字书籍可以转换用繁体字来印刷，但古籍不能用简体字印刷，简体字印刷古籍会造成很多错误、很多莫名其妙和不能理解。中国目前事实上是繁体字、简体字并行使用。一个国家是这样，国家中的许多个人也是这样。认识繁体字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素质之一，而且繁体字有越来越通行的趋势，所以中国人越来越需要学习两种字体。这有点反讽，本来当初探讨并推行简体字是为了减省汉字学习的负担，但现在不仅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增加了负担，不仅要学简体字，还要学繁体字;过去，繁体字虽然书写麻烦、费时，学习上难了一点，但那时只学习一种，现在则要学习两种字体，而且简体字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因为简体字中很多字都与字义没有关系，是硬性规定的，只能死记硬背。1950—1980年代，手书还非常普遍，应用也非常广泛，简体字在书写上的确可以节约一点时间，但这点时间相对于整体汉字汉语运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社会特别是计算机普及之后，就连这点微不足道也没有了。现代人大多都用计算机书写，不管是拼音输入法还是五笔输入法以及其他输入法，简体字和繁体字敲打键盘的次数在技术上是一样的。简体字对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是有的，但也要看到，香港、台湾使用繁体字，普及教育并没有因此而落后，并没有因此而文盲增多。相反，简体字倒是大大加深了中国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膜，因为普通国民很多人都不认识繁体字，因而不能读繁体字印刷的古籍。

在中国内地，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来保护简体字，推行简体字，限制繁体字的通行，但它对于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华人聚集较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不具有约束力，无法改变这些地区和国家使用繁体字的现实。随着世界交流越来越广泛，特别是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中国内地用简体字，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汉语用繁体字，这是不利于文化交流的，简体字事实上越来越成为中国内地书籍向海外传播的一大障碍。同时，内地汉语用简体字，海外汉语用繁体字，会造成汉语的分裂，对汉字和汉语都是巨大的伤害。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简体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负担、一个包袱，即使现在废止简化字，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消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既有民族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有语言共同体，并且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在语言共同体中，汉语是重要而有影响的共同体，但简化字是不利于汉语共同体建构的。因为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但如果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体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

反省1950年代的简化字运动，简化方案从酝酿到出台用了六年时间，期间也曾反复修改和征求意见，但对于涉及千秋万代的文化大事业来说，整个方案仍缺乏充分的学术上的论证，很多问题没有考虑到。相反，1980年代对于汉字简化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是正确的。例如，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王码输入法被阻止进入小学语文课本，汉字整形没有获得通过等，否则，汉字将更加混乱，中国人学习汉字的负担将更重。语言越是成熟，就越是复杂，只有复杂的语言才能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汉语作为表意文字，需要一定数量的汉字作为支撑，并且汉字是需要一定笔画的，一定数量笔画的字特别是形声字反而容易识别和记忆;相反，最容易搞混淆的恰恰是一些笔画简单的字，如“已经”的“已”、“自己”的“己”、地支的“巳”，还有“日”“曰”等。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包括字形字义识别和记忆的最大负担。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更能够被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所接受。

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考虑統一使用繁体字的时候了。

[①]〔清〕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第2页。

[②]〔清〕林辂存：“上都察院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7—18页。

[③]〔清〕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新字瓯文七音译》(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0—11页。

[④]〔清〕沈凤楼“《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53页。

[⑤]〔清〕杨琼、李文治：《形声通·杨序》(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第1页。

[⑥]〔清〕马体乾：“谈文字”，《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8页。

[⑦]参见李石曾《进化与革命》，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新语问题之杂答》、《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等文章。关于其具体观点，笔者另有文章详细介绍。

[⑧]关于汉字的存废问题，胡适、钱玄同的观点前后是有变化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认为废除汉字的观点是幼稚的观点，新文化运动之后则认为中国最终会走上拼音文字。关于钱玄同、陈独秀等人汉字存废问题的讨论，见《新青年》4(1918)。

[⑨]“俗字”的产生其途径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只是已有汉字简化，也有已有汉字“繁化”〔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3章〕。

[⑩]〔清〕陆费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陆费逵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59页。此文原载《教育杂志》1(1909)。

[11]〔清〕陆费逵：“答沈君友卿论采用俗字”，《陆费逵文选》，第64页。此文原载《教育杂志》3(1909)。

[12]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卷，第162、166页。此文原载《新青年》4(1918)。

[13]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页。此文原载《新青年》4(1917)。

[14]钱玄同“答陶履恭论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97页。此文原载《新青年》2(1918)。

[15]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64—165页。

[16]钱玄同：“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33页。此文原载《新青年》2(1919)。

[17]钱玄同：“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25页。

[18]钱玄同：“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55页。

[19]钱玄同：“减省汉字笔划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400—401页。此文原载《新青年》3(1920)。

[20]前国语研究会编：《〈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21] “60年教育纪事：开启汉字的简化时代”，《中国教育报》2009-09-17。

[22]王均：《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第54页。

[23]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7)。

[24]分别见《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645、646页)。

[25]《通用规范字表》(北京：语文出版社，2013)，第2页。

[26]王宁主编：《〈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66页。

[2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54页。

[28]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76页。

[29]钱玄同：“几句老话——注音符号，G.R.和简体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487页。

[30]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85页。

[31]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中国文字改革第一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7页。

[32]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中国文字改革第一步》，第27、30页。

[33]“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中国文字改革第一步》，第12页。

[34]“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中国语言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倪海曙编，第54页。文字改革之所以走简化字废拉丁化之路，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毛泽东曾对吴玉章说，“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吴玉章：“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吴玉章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上册，第664页〕。汉字拉丁化其实就是脱离实际。

[35]南兆旭主编：《中国书法全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第5卷，第190页。

[36]张涌泉：《汉字俗字研究(增订本)》，第1页。

【篇二】中国成立72年历程

2019祖国70周年变化感悟体会_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历程感受心得【五

　　201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70周年国庆，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长歌未央，从开启新纪元到跨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关于祖国70周年发展历程的感悟心得，小编准备了以下文章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祖国70周年变化感悟【1】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中国已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处在这个关键节点的我们，应不负前贤之努力，继往开来，在新节点上敢于作为，共同铸就伟大的中国梦!

　　七十年来，新中国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从雨后初生，到如今的枝繁叶茂。在这一中国速度的背后，是几代青年人的青春，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是他们的勇敢创新，是他们的弃小家以成大家的精神。所以，处在新时期节点上的我们，不应故步自封，而要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国梦紧密相连，勇于作为，共铸中国梦!

　　新时代青年，当求真务实，勇于反思，勇于改错，彰显复兴决心。祖国的七十年岁月并非一帆风顺，亦有过迷茫和徘徊，但终于在反思中开始了改革的阵痛。一九七八年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吸取经验教训，便是体现大国风范;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了改变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的伟大壮举;新时期来临前夕，开始了大规模的反贪反腐的行动，;“求真务实”是从那之后的座右铭，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一个目标——中华复兴!

　　处于新时期的我们更应继承这种求真务实、勇敢反思的精神，在实现梦想途中不断反思，不空谈，要实干。要坚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勇立潮头，敢于创新;大国青年，应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潮头，树立创新精神。“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站在祖国七十年华诞的节点上回望先前的奋斗者，不难发现他们所共有的品质——创新。三峡工程，让世界瞩目;载人航天，全球关注;二十年青丝白发的“天眼之父”南仁东，几十年隐姓埋名的“两弹元勋”“氢弹之父”于敏……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科技成就强国，创新铸就未来。故，处于新节点的我们应该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勇于创新。运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攻破梦想之路上，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

　　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应脚踏大地，走好新一代的长征路。在泥泞之中，也要坚定求真务实、敢于创新的信念。这必将给我们带来与众不同的人生，而这样的人生也必将与我们的时代交相辉映。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新青年，敢作为，共铸中国梦!

　　祖国70周年变化感悟【2】

　　时间不会停止，脚步也不会停滞。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长歌未央，从开启新纪元到跨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时间节点。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我们肩上的担子无比艰巨，我们肩负的使命无比光荣。新征程上，我们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肩负重任，砥砺前行。

　　自1949年来，一代代中国人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地砥砺前行，就是这样不可阻挡地奔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70年前，我们的国家忍饥挨饿，缺吃少穿，但哪怕如此，我们的先辈依然负重前行：邓稼先、钱学森等在外留学的精英，回到贫瘠的中国，为我国的国防增添了“两弹一星”;袁隆平老先生的“超级稻”解决了中华儿女“吃不饱”的问题;还有“用命攻下油田”的王进喜，“风雨无阻”地干部焦裕禄……正是因为有他们的负重前行，有他们的不惧风雨，使中国在70年披荆斩棘中创造奇迹，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筑牢了基石，指明了方向。

　　习主席说：“现在是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动力。”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的时代里，亿万中国人写下了新的奋斗篇章。这是一千多万人脱贫、一百多个贫困县摘帽的喜人硕果，是复兴号的奔驰大地，港珠澳大桥的跨越沧海，嫦娥四号九天揽月，北斗系统服务全球的壮丽画卷，是南仁东先生深入贵州、秦玥飞穿梭乡间的一步步脚印，是大江南北一个个勤劳的身影，千门万户里飘出的幸福笑声……新的时代里，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狂雨疾的时刻，但无论是晴是雨，我们从未懈怠，从未退缩。奋进是中国的姿态，是中国的姿态;奋斗，是我们的姿态。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更要有打硬仗，闯难关的坚韧。“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船到中流水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愈进愈难，不进则退的时候。所以，无论你是在田间忙碌的农民买，还是在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无论你是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部，还是坚守在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抑或是怀揣“小目标”的创业者，还是日夜为生活奔波的工薪族……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时代不可或缺的主角。更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肩负重任，砥砺前行的坚韧中国梦才会有活力，未来的中国才更加可期。

　　如月之恒，如日之开。回首雄关漫道真如铁，感悟人间正道是沧桑，展望长风破浪会有时，在奔涌不息的时间长河中，我们将继续肩负历史的重任，砥砺前行，不忘先辈的付出，感恩当下的美好，展望无限的未来。脚踏实地，创造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新辉煌。

　　祖国70周年变化感悟【3】

　　光阴荏苒，物转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70周年，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成长为世界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它已然成为一个领先时代的大国，绽放着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发展的道路很长，前进途中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有丽日也有风雨，有哀伤也有喜悦。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先辈们做“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无悔选择，是他们把祖国送进了和平发展一马平川的康庄大道。他们曾是科学救国，实业兴邦;曾是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斗士40万军;曾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曾是改革开放，不断探索。

　　有了前辈们鼓足干劲的积极拼搏，让祖国发展起来，才有了如今中国的欣欣向荣之象，而当代杰出人物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苦心研究几十年，历经无数次的失败，不抛弃，不放弃，最终研发成功，使中国在探索宇宙的领域上更上一层楼，引领时代的发展;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将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无限的科研，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解决了世界饥饿难题;屠呦呦和她的团队更是研发出青蒿素，救天下百姓苦痛中……还有许多杰出的人，也在默默的为祖国发展做贡献，他们不求回报，立足当下，积极奋斗，为国奋斗。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才有高下，贡献无大小。”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被新生代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才有了新中国如此蓬勃发展之姿，

　　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写道：“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习近平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之一代的。”展望未来，当今社会的我们，生活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里，青少年应不坠青云之志，敢于拼搏，敢于担当，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将命运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我们还需警惕外界的挑战，贸易战始终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应当奋斗，为了从中国梦而奋斗，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终将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中变成现实。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索我理想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让我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紧紧抓住同祖国、同时代一起成长的机会，肩负起推动中华崛起，富民强国的中国梦。

　　祖国70周年变化感悟【4】

　　李大钊曾言：“青春之人，当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吾辈当将个人之梦想汇入伟大的中国梦中，为祖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自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我国在曲折中不断奋进，发展，正是因为一代代先辈与国同梦，为建设国家而献身，钱学森不远万里回国研究原子弹，袁隆平经历无数次失败，研发出南海2号，马云几次创业失败仍不放弃，终于实现阿里巴巴带动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南仁东辛辛苦苦二十余载，换得中国天眼在世界绽放异彩。无数的前辈在用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要与国同梦，更要以国为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当我们每个人的志向和国家同行，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而当下社会许多年轻人没有高远的志向。只在娱乐中消磨时光，或许他们是畏惧奋斗的艰辛，抑或是担忧失败的苦楚。丘吉尔说过：“真正的成功就是在一次次失败后不减的热情。”不逐梦，无青春，正值青年的我们绝不该把青春过成无味的肥皂剧，而是敢于做梦追梦，用奋斗与汗水谱写与国同梦的不朽诗篇。

　　正如鲁迅先生给中国青年的寄语：“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份光。”我们欣喜的看到嫦娥4号的指挥室里多数是80后90后的身影;北斗导航研究者的平均年龄仅31岁;我国最年轻院士46岁。承载我国科学发展中坚力量的人们正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而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更是我们的伙伴，中国青年当承载起责任，在奋斗中与国同梦。

　　况且，当你面对着82岁的钱七虎先生获得中国科技奖，年近90的杨国栋先生还继续为中国航天事业而奋斗，杨立本院士97岁为国家事业奋斗一生……耄耋老人尚且可以与国同梦，青年人又怎能退缩?

　　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让我们每一个少年都将自己的梦与奋斗注入伟大的中国梦，与国同梦，铸华夏万世基业!

　　祖国70周年变化感悟【5】

　　放眼华夏五千年，秦朝的统一，唐朝的崛起，宋朝发达的经济，元朝广阔的疆土、明朝恢宏的建筑……无一不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世界瞩目的奇迹。

　　而在近代，中国忍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东亚病夫”的称号在头顶挥之不去，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令人胆颤心惊……可中国人并不屈服，“两弹一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进步，一枚枚金牌给了侵略者有力的回击!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前冉冉升起，庄严的国歌讲述着中国经历的千灾百难，中华民族向世界宣告，东方雄狮已然苏醒，世界上多了一个耀眼的名字——中国!

　　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有着不向残暴低头，不向恶魔弯腰的秉性。虽然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但是，爱国诗人屈原忧国忧民，深沉汨罗江;抗元将领文天祥以一腔爱国热忱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誓言;邱少云为了祖国的胜利，为了不暴露目标，忍痛一声不吭直到被大火活活烧死……

　　就在今天，吴斌——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传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普通的公交车司机，在被铁片击中的剧痛下，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停车。他用生命保护了一车人的安全，他用行动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古往今来，一曲曲悲歌，一个个惊天动地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简单而朴实的信念：我爱祖国。正是这千千万万的赤子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正是他们用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使它响彻大地。翻开今天的辉煌，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祖国无论从军事、科技、政治，还是从工农生产、体育文化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的奥运会一举成功，2009年国庆大阅兵，2010年“嫦娥2号”发射成功更是历史性的突破，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绘制出一幅幅宏伟蓝图。中国，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热爱你!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是学生，让我们更加努力的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将来成为祖国的可用之才，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祖国的爱，行动起来吧!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篇三】中国成立72年历程

中国住区规划发展60年历程与展望

摘要：中国住区规划60年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有着紧密的关系。早期50-60年代受西欧和前苏联的影响，邻里单位理论逐渐由扩大街坊演变成以小学半径为规划范围小区概念。但是，在“先生产、后生活”原则下，住区规划发展几乎停滞。进入70-90年代社会经济复苏，在规划理论上形成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的规划空间结构模式。试点小区、小康住宅的研究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小区的模式发展。98年的商品房市场的推进使住区规划呈现了多样化、多极化和多品种的局面，居住环境和居住品质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居住区规划理论和技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前 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值此之际，回顾我国城市居住区的发展历程与成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建国后，住房建设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居住区的发展也见证了伟大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居住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水平、技术水平、政策制度以及城市发展条件等息息相关，因此，居住区规划在理论上和技术手段上也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早期的邻里单位和扩大街坊逐步演变为完整的小区开发模式，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又赋予了居住区规划新的创新动力，使居住区规划理论更加成熟，技术手段更加丰富，也打造出越来越强的出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正处在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实践和创新空间，希望本文能使读者从中获益，并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

 1. 现代居住区规划理论的引入与早期实践（1949~1978）

居住是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一，因人的社会属性而聚居在一起，形成居住区。居住区的形态受到生产力水平、地理气候条件、家庭结构、建筑技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工业革命后，城市内部的居住环境受到巨大威胁，19世纪末很多工业发达国家开始针对居住拥挤、日照通风不良、环境恶化、卫生设备落后等问题相继颁布的改善居住条件的法案，有关学者也开始寻求对策，逐步形成了现代居住区规划的理论。

 

1.1 邻里单位理论及在我国的实践

 

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克莱伦斯·佩里以控制居住区内部车辆交通、保障居民的安全和环境安宁为出发点，首先提出了“邻里单位”的理论（图1），试图以邻里单位作为居住区的基本形态和构成城市的“细胞”。邻里单位的基本特点有：城市交通不穿越邻里单位内部；以小学的合理规模为基础控制邻里单位的人口规模，使小学生不必穿过城市道路；邻里单位的中心是小学和生活服务设施，并结合中心广场或绿地布置；邻里单位的规模一般是5000人左右，占地约合65公顷。1928年C·斯坦因和H·莱特提出了美国新泽西州雷德朋规划方案是邻里单位理论的最早实践（图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住房奇缺，邻里单位理论在英国和瑞典等国的新城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

亟待解决城市住房短缺和居住环境恶化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曾借鉴西方邻里单位的规划手法来建设居住区。如50年代初期北京的“复外邻里”和“上海曹阳新村”（图3、图4），为我国居住区规划和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由于封建式大家庭的解体，居住形态也有内向封闭型转变为外相开放型，在组团划分、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节约土地等方面都反映出中国的国情。

 

 

 

 

 

 

 

1.2  扩大街坊与居住小区理论的引入

在邻里单位被广泛采用的同时，前苏联提出了扩大街坊的规划原则，与邻里单位十分相似，即一个扩大街坊中包括多个居住街坊，扩大街坊的周边是城市交通，保证居住区内部的安静安全，只是在住宅的布局上更强调周边式布置。1953年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随着援华工业项目的引进，也带来了以“街坊”为主体的工人生活区。北京棉纺厂、酒仙桥精密仪器厂、洛阳拖拉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厂等都是解放布置的翻版，50年代初建设的北京百万庄小区（图5）属于非常典型的案例。但由于在日照通风死角、过于形式化、不利于利用地形等问题，在此后的居住区规划中较少采用。

20世纪50年代后期产生小区的概念，前苏联建设了实验小区——莫斯科齐廖摩什卡区9号街坊，其特点是不再强调平面构图的轴线对称，打破了住宅周边式的封闭布局，并且增加配套服务设施，除学校、托儿所、幼儿园、餐饮和商店外，还建有电影院和大量的活动场地。小区与街坊的不同之处在于：组团内不设公共服务设施，具有更加安静的环境；打破了住宅周边式的封闭布局，不再强调构图的轴线对称；配套设施更加齐全。

小区规划的理论一经传入我国即被广泛采用，1957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规划的北京夕照寺小区，占地15.3公顷，居住5000人，设有一套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我国早期的居住小区范例（图6）。

1.3 居住小区理论的早期实践

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完全福利化的住房政策，住房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家基本建设资金，住房作为福利由国家统一供应，以实物形式分配给职工。在计划经济时代，“先生产，后生活”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导政策，一方面建设了一批“合理设计不合理居住”的大套型合住住宅，一方面大量出现简易楼，筒子楼，住宅数量和质量都是突出的矛盾，居住条件很差。受国家财力制约，单一的住房行政供给制越来越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居住条件改善进展缓慢，住房短缺现象日益严重，1949年~1978年，我国的城镇住宅建设总量只有近5.3亿平方米。

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居住区按照街坊、小区等模式统一规划、统一建设，虽然建设总量并不大，但在居住小区的理论指导下，在全国各地建成了大量的居住小区，有代表性的小区有北京夕照寺小区、龙潭小区（图7）、和平里小区、上海蕃瓜弄、广州滨江新村等。经过不断的努力，形成居住小区——住宅组团两级结构的模式，有的小区在节约用地、提高环境质量、保持地方特色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使居住小区初步具有了中国特色。

2. 住房制度改革推进期的住区规划体现时代进步（1979~1998）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住宅建设与其它领域一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住房建设也逐步由国家“统代建”与单位建房相结合的模式逐步转向房地产市场开发，建设量大增，城镇住宅建设从1979年~1998年的20年共建约35亿平方米，为建国前30年建设量的7倍，1998年人均居住面积达到9.3平方米，人民居住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但个人购房仍然较少。

2.1 建设规模的扩大与居住区体系理论的发展

70年代后期为适应住宅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的需求，“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成为当时主要的建设模式，住区建设规模达到80公顷以上，扩充到居住区一级，在规划理论上形成居住区——居住小区——住宅组团的规划空间结构。居住区级用地一般有数十公顷，有较完善的公建配套，如影剧院、百货商店、综合商场、医院等。居住区对城市有相对的独立性，居民的一般生活要求均能在居住区内解决。北京方庄居住区就是80年代典型的代表（图8）。

 

2.2 试点小区推动住区品质的整体提升

进入80年代以后，居住区规划普遍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居住区的规模和所处的地段，合理配置公共建筑，以满足居民生活需要；二是开始注意组群组合形态的多样化，组织多种空间；三是较注重居住环境的建设，宅间绿地和集中绿地的作法，受到普遍的欢迎。一些城市还推行了综合区的规划，如形成工厂——生活综合居住区、行政办公——生活综合居住区、商业——生活综合居住区等。综合居住区规划冲破了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理论，使居住区具有多数居民可以就近上班、有利工作、方便生活的特征。

1986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全国住宅建设试点小区工程”，使我国住宅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试点小区”强调了延续城市文脉、保护生态环境、组织空间序列、设置安全防卫、建立完整的配套服务系统、塑造宜人景观等方面的要求，从规划设计理论、施工技术及质量、四新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推动我国住宅建设科技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小区在规划上体现出一下特点：

1）注重环境景观，结构清晰。小区试点要求住区有一定的规模，以便形成整体居住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在规划布局方面，强调结合周边环境，形成科学合理的多样化布局。很多小区规划形态，常以小区道路将用地均衡划分，组成多个组团，即各组团围合一个公共绿地，被称作“中心型”（图9）；有的将小区入口、配套服务设施、绿地、标志性构筑物等连成一片，贯穿小区，形成“带状型”（图10）；也有将沿小区主路的几种空间，强调为几个景观节点、绿地和建筑小品群，形成“节点型”（图11）；有的小区规划结合地形特点，采用自由布局（图12）等等，从而创造出地域性强的空间形态和优美的居住环境。

 

 

2）适应管理的需要。经过多年的试点，小区规划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以小区——组团两级结构模式，由于组团规模均匀，管理合理方便，对应居民委员会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有的小区从规划开始，就引入物业管理概念，规划设计要保证为物业管理及服务方面提供便利的条件。（图13）。

3）配套设施结合市场规律。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小区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也越加重视市场规律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小区规划开始注意将商业、娱乐设施等布置在沿街，与小区入口结合，充分利用城市的人流，保障经营。

4）延续城市文脉。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区规划设计比较重视与城市和环境条件的协调。在规划结构、功能布局、建筑形态等方面适应当地的气候特点、经济条件、环境条件等；并在建筑外观、绿化及小品设计上使用传统建筑符号，延续城市文脉（图14）；也更多地强调居住环境识别性，符合居民审美及行为心理要求。

2.3 小康住宅试点确立了更高的住区标准

90年代开始的“中国城市小康住宅研究”和1995年推出的“2000年小康住宅科技产业工程”，使我国住宅建设和规划设计水平跨入现代住宅发展阶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康住宅在试点小区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1）打破小区固式化的规划理念。随着管理模式和现代居住行为的变化，强调小区规划结构应向多元化发展，鼓励规划设计的创新，而不再强调小区——组团——院落的模式和中心绿地（所谓四菜一汤）的作法，淡化或取消组团的空间结构层次，以利更灵活、更多样地创造生活空间；

2）突出“以人为核心”。以人的行为规律、心理特点、生活细节为核心，把居民对居住环境的需求、居住类型和物业管理三方面的需求作为重点，贯彻到小区规划设计整个过程中；

3）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小区建设中留有发展余地，坚持灵活性和可改性的技术处置，更加强调建设标准的适度超前，例如提出小康居住标准为人均35平方米、绿地率提高到35%、特别对汽车停放作了前瞻性的策略，首次提出提高私人小汽车停车车位标准等；

4）突出以“社区”建设作为小区规划的深层次发展，配套设施更加结合市场规律。强调发展社区文明和人际交往关系，把人们活动的各方面有序地结合起来，体现现代生活水准的高尚小区。

1994年提出的“小康住宅10条标准”突出表现了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的居住水准，也倡导建设能较好地体现居住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的文明型大众住宅，同当时的普通住宅相比，要求使用面积稍有增加，居住功能完备合理，设备设施配置齐全，住区环境明显改善，可达到国际上常用的“文明居住”标准。“小康住宅10条标准”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对引导住宅建设发展有重要的意义。2005年编制的“小康住宅居住小区规划设计导则”，作为指导小区的规划设计的重要指导文件，对全国80多个小康示范项目进行了技术咨询、监督检查，通过项目示范，带动了全国居住区规划理念和方法的整体发展（图15、图16）。

 

3. 市场化成熟期的住区规划呈现多样性特征（1998~2009）

1998年以后，住房制度由福利型分配转为货币型分配，个人成为商品住房的消费主体，需求多元化、投资的市场化以及政府职能调整等因素促使居住区建设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使得居住区规划呈现更加多样性的局面，住宅建设进入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住宅开发建设阶段。在居住区规划与住宅设计中，市场机制推进了“以人为核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观念，通过规划设计的创新活动，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设备完善和达到21世纪初叶现代居住水准的居住环境。中国住宅建筑技术将获得整体的进步，我国住宅产业现代化将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是住区规划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依托，我国住区规划理论与技术的更新表现出以下特征：

3.1 住区选址向城郊扩展

随着房地产开发和旧城改造的推进，旧城区可用的土地越来越稀缺，并且土地价格和拆迁成本迅速攀升，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城市住房建设大规模向郊区拓展。与此同时，，随着私人小汽车迅速进入家庭，大中城市的高收入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动半径，躲避城市喧嚣的诉求也推动了住房郊区化进程。许多大中城市划出大片郊区土地建造各类住房，如北京的回龙观居住区、广州的祁福新邨（图17）、华南板块，上海的春申城、三林城、江湾城、万里城，天津的梅江居住区、南京的江宁居住区等，在郊区发生的方兴未艾的造城运动。

在郊区化过程中，经历了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就业岗位相对滞后所带来的尴尬，一些城市新建居住区规划面积过大，功能单一，而成为“卧城”。不仅生活配套缺乏，降低了居住生活的方便性和舒适度，而且每日早晚在市郊和市中心区之间形成钟摆式交通，加剧了交通拥堵。近年来也开始引起各地政府部门的关注，加强了政府调控和主导的力度，在政府规划新的大型居住区中，已经有所改善。

3.2 楼盘规模趋向于大盘化

随着一些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实力的提高，开发建设项目大盘化所具有的规模效应、配套水平、土地增值以及比较容易形成的品牌等优势，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开发企业趋向于开发大型楼盘。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都出现过一家开发商一次征地上千亩用以建造住宅的情况。

在大型住区的规划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由于缺乏与城市协调、融合的开发理念，而采用小区的规划手法来规划设计大盘，使本应分片规划的住区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其间拒绝一切城市道路穿过，既增加了居民出入住区的步行距离，又使城市路网变得过于稀疏，割裂了城市空间，不利于疏导交通。新城建设中，简单地采用大盘地产开发模式，虽然前期容易启动，但城市功能难以保证，导致新城镇建设机能残缺，使得地区发展难以为继。

目前，这种弊端已逐步被认识到，在住区规划中确保路网的完整和贯通、合理健全城市机能，控制配套设施服务半径等，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规划师、房地产商关注的要点，如北京天通苑居住区，保持了较密的路网，并建设轨道交通，也加强了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图18、图19）。

 

3.3 居住环境质量成为住区规划的核心

住房制度改革使得购房者需求对规划设计的影响大为提高，个人需求价值取向改变了规划设计的价值取向，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居住环境越加重视，住区的规划设计也围绕环境做文章，表现出以下做法：

1）环境均好性。当代的住区规划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中心绿地——组团绿地的环境模式，而更加强调每户的外部环境品质，将环境塑造的重点转向宅间，强调环境资源的均享。同时要求每套住宅都有良好的朝向、采光、通风、视觉景观等条件（图20）。

2）弱化组团，强调整体环境。小区实行物业管理以来，居委会在居住生活方面的管理职能有所弱化，人们更加关注整体环境景观和邻里之间的交往问题。弱化组团使规划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对环境资源可以有更好的整合，有的扩大中心绿地空间用地，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在休闲健身功能和视觉欣赏方面更加丰富；有的强调院落空间作为居住区的基本构成单元，为居民提供更加亲近、安全的活动场所，塑造领域感和归属感图。

3）精心处理空间尺度与景观细节。环境景观已经成为居住区的关键要素，景观设计成为居住区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住区规划中强调人性化考虑和精细化处理，在空间尺度、环境设施、无障碍设计、材料运用等方面充分满足现在居住的需要，为居住带来新的价值。

3.4 依靠科技，保护生态

为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的健康性和对自然生态的保护。许多小区在规划初期就注意保护和利用原有生态资源，如自然的地形、地貌、山体、水系和原生树木等，并且在环境建设中，加大植物种植的覆盖面积和保持足够的绿量，精心配置植物品种，提高住区的生态型和景观性，许多小区还注意利用适合当地气候的花草和树木，以保证植物的成活率和降低成本。在环境设计的内容方面，紧密结合居民的生活需要，提供丰富多样的活动场地与设施，例如增加生态步行系统的建设，如贯穿小区的步行系统和小型的运动场地，以满足居民健康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地居住区依靠新技术，例如中水回用技术、雨水收集和垃圾生化处理等技术，提高住区的生态功能，在节水、节能、减排和提高无力舒适度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3.5 人车分流与步行环境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私人小汽车从无到有，已经开始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目前居住区大量采用地下停车，有的还采用机械停车，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小汽车。与此同时，妥善解决小汽车的行驶路线和停放位置，尽量减少小汽车对居民造成的交通安全威胁和废气、噪声、灯光干扰，成为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重点考虑的问题。

1）人车分流成为重要的规划手段

为了减少机动车对行人的干扰，在规划设计中逐渐把机动车交通和步行交通分开，使其各成体系，也使小区的空间形态发生了更加人性化的变化。许多规划方案采用了沿小区周边的环行机动车道，而在小区中部规划了供居民使用的枝状步行道路系统，如2000年建成的北京龙泽苑小区一期工程（图21）。也有的小区采用立体交通组织作到人车分流，例如2001年建成的北京北潞春绿色生态小区将人行步道全部架空，2003年建成的北京万科星园工程将所有机动车道全部布置在地下空间内。

2）公共步行系统更加受到重视

由于社区内机动车数量的与日俱增，公共步行系统的设计在近年来的住区规划设计中倍受关注，和机动车交通组织一样成为规划设计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公共步行体系不仅包括步行道路本身，还包括与之连接的小区入口、公共绿地、各种公共活动场所和各个院落空间等。有的还营造出宜人的购物广场、步行商业街等人性化的场所，更具功能性和趣味性（图22）。步行空间的设置为丰富社区的生活提供了功能多样的驻留场所，这些场所除了其使用功能以外，对社区的环境起到了优化和美化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小区的整体形象。

3.6 开放社区

小区的封闭式物业管理，为人们创造了安全、舒适、整洁、优雅的社区环境，逐渐受到居民的欢迎。但是，随着开发项目规模的日趋扩大，封闭管理的范围也相应扩大，给小区内外居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也使各类公共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城市街道空间冷漠，城市交通也受到路网密度过低所带来的拥堵问题。

通过十多年住区运营使用的经验，需要纠正规划设计理念，小区的规划设计并不是越封闭愈好，而应当适度的开放，提倡采用以街坊、组团，甚至单栋楼宇作为较小封闭单元，形成相对开放的街坊形态，是目前住区形态发展的趋势之一。社区空间对外开放，使地区交通更加方便，也可以使配套公共设施获得更多的营业额，街道空间也更加丰富，为居民提供了多样性的生活交往场所，使社区和城市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有利于增强城市的活力和营造多姿多彩的公共空间。例如，深圳的万科四季花城、北京沿海塞洛城（图22）、上海的金地格林世界，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3.7 居住区类型趋于多样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居住需求的分异越来越明显，不仅体现在支付能力上的差别，也表现出生活方式、功能要求等方面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土地的价值和区位条件差异加大。这些都使得当代城市住区在类型和形态上趋于多样化，包括以下特征：

1）  居住区形态向高空发展。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和高层住宅建造技术的日臻成熟，出现越来越多的高层住宅住区，在规划上重点解决密集的建筑、较多的人流车流与环境的关系。

2）  低密度社区。对居住环境和品质的追求，使低密度社区成为重要的居住类型之一，住宅有独立式（别墅）、双拼、联排、叠拼、多层花园洋房等形式，容积率较低。住区规划则更多地关注私属空间的品味和配套服务水平。

3）  特定需求的居住形态。针对特殊的人群和特定的居住需求，出现了青年社区、老年公寓、旅游地产项目、商务综合体等新型居住社区，在规划上往往根据特定的功能要求进行布局和配套，有的更加突出环境特点，有的突出形象标志。

3.8 更加强调居住文化

居住区不仅是生活居住地场所，也是人的精神家园。对生活品味的要求也是住区规划设计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之一，越来越多的新建住区重视居住文化的塑造，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有的住区通过建筑、环境设计，塑造特定生活场景，例如欧式小镇、中式园林等（图23）；有的通过现代简约的规划设计手法，表现出新颖时尚的居住文化；有的通过开放式规划手法，使住区空间与城市空间相渗透，塑造繁华街区生活（图24）。

3.9 住房保障与社会融合

由于住宅价格大幅提高，在2005年以后，政府加大市场干预力度，并逐步建立健全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提出了“廉租房、租赁房、经适房、两限房、商品房”的多元化住房供应体系，改善住房市场供应结构，以平衡不同人群的居住需求，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标志着我国住房建设进入成熟期。住区规划也开始注意针对小户型居住区的户密度高的特点，在环境保障、交通组织、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探讨技术对策，同时积极探索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在公共设施、交通服务、就业机会等方面的需要，以及推动社会交往与融合、避免社会隔离等众多新的课题。

 

4. 中国住区规划发展的趋势展望

经过建国后六十年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人们对住区规划设计新理念和新手法的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相信伴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技术更新，我国住区规划在理论和技术方法上，还将出现更加色彩纷呈的发展和创新。在创建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历史轨迹上，展望未来的住区规划，将出现以下趋势：

1）以人为本的原则将继续深化

人是居住区的使用主体，住区规划的目标就是围绕需求展开，体现出对人的关怀。住区规划应适应未来的生活模式，创造方便、舒适的居住生活环境，并能展现个性，修养身心。可以预期住宅建设将进入一个“品质时代”，人们更加注重居住的性能质量，除了注重室外的宜居环境质量，特将更加注重室内的居住品质。

因此，住区规划应立足居住实态和行为方式调查，深入研究人的潜在愿望和生活细节，以及充分考虑不同的家庭组合、职业、生活习惯、收入水平的群体，以及特殊人群的需求，从而建立符合未来生活水准的居住空间模式，推进宜居生活环境建设。

2）和谐将成为住区规划的主题

住区除了要满足作为个体的人的需要，还应考虑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的需要。住区规划应以空间、行为、心理的相互关系为基点，以多样化的住房供应为手段，以完善的公共空间与设施为平台，塑造健康文明的社区环境，提高住区的安全感、归属感，促进社会交往与公共生活，推动和谐社区的良性发展，使人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都能够得到关怀。

3）绿色将成为住区重要的标准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住区建设的重要责任之一，绿色建筑和住区是我们共同关注的事业，也是住区建设全新的技术理论。住区规划应大力提倡资源的合理化的“精明增长”方式，保护和恢复基地上的生态环境，减少排放，使住区形成零排放或最小排放系统，建立再生循环系统，采用绿色住区评估标准体系指导绿色开发建设行为，同时应关注既有住宅的功能更新、节能减排改造以及环境综合整治。

4）科技进步将是住区发展的重要支撑

21世纪将是高科技的社会，科学技术将更多地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将对住区规划产生重要影响，出现高科技装备的住宅和城市居住区。智能化技术、环境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将在安全、设备自动化、信息交互、管理与服务、居住功能提升、居住环境保持、节能减排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品质。

5）未来住宅建设应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我国住房建设仍然处在粗放式的生产模式阶段，生产效率明显偏低，材料资源浪费极大，生产成本高、房地产产品性能及工程质量低下，无法适应我国日益增长的住宅品质需求。中国的住宅建设的品质时代，工业化与产业化是住房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采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经营，可以化归纳成“六化”，即连续化、标准化、集团化、规模化、一体化和机械化。住宅产业化是当前提高效益、解决住宅建设质量的根本出路，将给我国的住宅业及其相关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放在我们面前的住宅产业现代化任务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

 

【篇四】中国成立72年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历程
作者：曹伟波
来源：《现代交际》2017年第13期

        摘要：贫穷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阻碍，消除贫穷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和研讨的话题。本文主要围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事业。

        关键词：扶贫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048-01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便扛起了“扶贫”事业的这杆大旗。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推翻“三座大山”，从此新中国大踏步进入了新时期。为了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落后样貌，毛泽东采取如下措施：一方面就是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对于如何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则提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具体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毛泽东指出就是要走集体经济道路。毛泽东的扶贫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扶贫事业的开端。

        二、以邓小平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

        为解决中国贫困的面貌，邓小平对这一阶段贫穷思想进行积极探求。1985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总体发展战略，随后提出“先富带后富，最终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将中国共产党对贫穷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层次上。邓小平的扶贫理论在扶贫的工作上真正体现中国共产党将扶贫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以此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篇五】中国成立72年历程

当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 中国 是那样贫穷,衰败，任人摆布，仿佛已奄奄一息，濒临灭亡的边缘。有些傲慢的西方人把中华民族看成"劣等民族"。"救亡"成为千千万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苦心焦虑关注的中心 问题 。到这个世纪快要结束时，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迈开大步前进，过上小康的生活，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中国已成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受到国际 社会 普遍尊敬的国家。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一百年时间里，经历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确是人类 历史 上的奇迹。 回顾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一、关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中华；一直是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 时代 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涉及怎样看待民族问题，怎样看待民族主义思潮。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整个世界越来越连成一片、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 影响 日益加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似乎已失去它曾有过的积极意义，而成为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甚至只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消极现象。这种看法，很难说是客观的和公允的，至少是缺乏 分析 而不全面的。 　　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且将在今后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当某一个人群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域或同一个环境中，就会建立起密不可分的 经济 和文化联系，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共同的语言文字，由此便会产生一种相互的认同感，产生一种凝聚力量。它不是任何人所能任意制造和随便加以抹煞的。 　　今天，各民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世界越来越变得不可分割，这是事实。但各民族仍保持着各自的特性和差异，各民族之间在利益上也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事实。当某个或某几个自命优越的民族从自身的狭隘私利出发，在"一体化"之类的名义下对其他民族实行控制、压迫和掠夺时，这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会 发展 到十分尖锐的地步。那些被压迫民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的斗争无疑是正义的。只有各民族之间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才能真正和睦相处，充分发挥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它自己的显著特点。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但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几千年来经济、 政治 、文化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下，又逐步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 　　到了近代，随着主要来自西方殖民者的人侵，整个中华民族都感到自己已濒临亡国灭种的险恶局面。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更强化了中华民族那种内在的凝聚力。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目标，严复发出"救亡"的呼喊，不只是代表中国国内哪一个民族的要求，而是表达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这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极端残暴野蛮、肆无忌惮的侵略活动，更把中华民族一步步逼向绝境。这就毫不奇怪，当人们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无论是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壮族、藏族；还是其他许多兄弟民族，都同样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不分彼此地凝为一个整体，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抗外来的侵略。 　　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思潮是有两重性的；如果把某一个民族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尺度强加到其他民族头上，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和压迫，或者挑起不同民族之间的种族成见和仇杀，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它都是反动的或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相反，如果是激励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爱国救亡，对其他民族采取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而不是去侵略和压迫别人，它就是正义的，进步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属于哪一种？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历来主张民族平等。他认为世界各民族应当是平等的，国内各民族也应当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明确宣言：自己不仅是国际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内的民族政策，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新中国对处理国际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平等的原则。 二、关于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实现中国的 现代 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一直在进行革命斗争，集中力量先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这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走入了误区"？无数先烈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当然不是。 　　中国的现代化走过的是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社会秩序下从事建设，或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但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孙中山、毛泽东在早年莫不如此。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却迫使他们走上了另一条路。决定他们投身革命的，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实在太尖锐了，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旧势力又那样强大，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变革。和平建设和通过温和的改革来改变中国的面貌是无法做到的。客观局势不容许人们长期等待下去。国人民已经忍无可忍，而又没有其他出路可供选择，这才迫使他们不能不下定决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中去。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严肃的理性思考和反复的比较后作出的抉择。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一直处在热气腾腾的革命大震荡中，这不可能是哪一个人想怎样做就可以怎样做的，只能是客观环境的产物。当然谁都明白，革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客观条件已经成熟，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同它相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一个证明。 　　即便处在大革命的形势下，革命同建设与温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微妙的。它们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而在某种意义上又相互补充。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实业救国"、" 科学 救国"、"政治改良"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凡是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切实工作的人，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暴力革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都能够取得成功，甚至未必都能在历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有当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衰竭到没有力量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只有当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孕育到呼之欲出的时候，一句话，只有当社会大变革的内在条件已经足够成熟的时候，暴力才能成为新社会诞生的助生婆。没有这种客观条件，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单凭自己的意旨，使用暴力来实现他所主观设想的目标。人们要正确地认识这一点，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次社会大革命总是在追求完美社会的强烈要求的推动下进行的。这种追求有时在感情上达到狂热的地步。革命的胜利更给了人们巨大的鼓舞，也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原先的办法可以用来解决一切问题，仿佛一切都能以革命胜利时期同样的速度在短期内得到实现。他们往往忽略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时期同和平建设时期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当客观历史已经从前一阶段转人后一阶段时，人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常常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前一阶段，习惯于以前一阶段用熟了而且取得成功的办法去处理后一阶段面对的新问题。这是一种脱离客观实际而不自觉的状态。五十年代后期要求"大跃进"和随后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等严重失误，多少都同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推倒一座旧的建筑有时能够在短期内完成，可是在这块废墟上清理地基，建设一座新的大厦却必须持久地循序渐进。新社会制度内部肯定存在种种缺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滋生一些新的不良现象，使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成为必不可少。这种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革命，但它同以暴力为手段、以根本改变原有制度为目的革命完全是另一回事。 三、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个过程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讲清楚。 　　为什么这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在空前激烈的大变动中；中国又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无论是发动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a这些新问题，在书本上和别国经验中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大胆探索，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 总结 经验教训，摸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既然是探索， 自然 不可能事前把什么都弄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许多事只能是看准一个大的方向，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几乎使革命濒临绝境，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一次是因为急于求成、超越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客观经济发展 规律 而发动的"大跃进"，另一次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下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些教训都是十分惨痛的。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智慧的、充满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科学 理论 指导和优良传统、同中国人民建立起血肉联系的政党。这个党的素质和基础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客观环境，无论多么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是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纠正错误，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也是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的。 　　这样讲，自然不是原谅我们过去所犯过的那些错误，只是说对事情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采取分析的态度，才能真正理解它；真正从中汲取教训。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不管什么原因，即便是出于好心，只要主观不符合客观，只要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样都要受到惩罚，甚至是严重的惩罚。人们总是通过实际经验，才能一步一步地对客观事物达到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吃一堑"应该"长一智"。过去的沉痛教训，是一笔反面的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不应该忘却。

推荐访问： 年历 中国 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