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纪录片与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关系

[摘要]论文从纪录片及其档案价值入手，着重分析了纪录片与档案的关系、纪录片与档案工作的关系，以图厘清纪录片的档案价值及档案属性、文献纪录片及其与档案的关系、纪录片与档案管理中相关工作的关系。同时论文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纪录片（尤其是文献纪录片）是档案信息转化、传播及社会记忆传承的有效形式。加强对其研究可以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及利用工作提供更为宽阔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档案价值媒介记忆档案信息资源文化产品文献纪录片

[分类号]G270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ocumentary，Archives and Archival Works

Shao Hua， Xu Ling

（College of Society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the archival value of documentary，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ocumentary，archives and archival work，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rchival attributes of the documentar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umentary films and archives，the archival management works of documentary. 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thinks that on co-ntemporaty，documentary is an effective form of modern archival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and social memory inheritance. It also provides a wider vis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Keywords： Archival Value； Media； Memory；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Cultural Products； Documentary

档案与纪录片一同作为社会记忆的表征形式，对呈现一个民族的历史真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档案工作与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纪录片的纪实性要求与档案的原始记录性特点不谋而合。档案作为创作素材，以直接呈现、口述档案、情景再现的形式出现在纪录片中，提升了纪录片的权威性。纪录片作为视听媒介，将深藏于档案馆的珍贵档案呈现出来，具有反映历史、记录历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同时，纪录片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档案信息摆脱旧有载体形式束缚进行转化、传播，也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很好的选择。

1纪录片及其档案价值

1.1纪录片概述

1999年出版的《辞海》在“纪录影片”条目下说：“简称‘纪录片’。对现实生活或历史性事件作纪录报道的影片。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现场拍摄为主要手段。”其要点在于：第一是“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第二是“以现场拍摄为主要手段”。前者否定虚构，后者肯定“直接”，但不完全否认“搬演”[1]。纪实性是纪录片创作的基本原则。依照题材，纪录片通常可以划分为“实时报道”“历史事件”“人物传记”“人文地理”等类型，不同题材的纪录片作为档案保存具有不同的意义。《周恩来外交风云》（1997）、《话说长江》（1983）等以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民族风俗文化为主要创作内容的纪录片是见证我国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凭证，这部分纪录片以其内容的原始记录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具有档案价值。诸如《迁徙的鸟》（2001）、《海洋》（2009）等记录山川河流、珍稀生物的自然科学类纪录片通常会成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参考资料，从而具有作为档案被保存的价值。

1.2纪录片的档案价值

英国纪录电影大师约翰·格里尔逊曾提到：纪录片具有像档案、文献一样保存某种生活与事件真实状况的功能。纪录片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非虚构”是其不可逾越的创作底线。“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就是为一段曾经确实存在的历史留下鲜活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是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2]。以“历史事件类”纪录片为例，此类纪录片以历史上的重要史实为内容，真实反映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在1938年拍摄的纪录电影《四万万人民》中，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用镜头记录了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及日军炮火下无辜死伤的平民。影片用61分钟（美国版本）的镜头真实记录了战争年代的创伤，成为我国及世界人民研究法西斯主义，了解抗日战争详情的重要史料，是一份不可替代的珍贵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对档案及档案价值做了明确定义：“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虽然纪录片作为档案的身份及界定标准并未完全明确，但无论从纪录片的“纪实性”特点还是从其对历史事实及社会记忆一定程度的客观反映事实来看，都代表着一定的档案能力，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档案价值。

1.3纪录片档案价值的影响因素

虽然从“纪实性”的角度来说，纪录片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档案价值，但并不是所有对生活的真实记录都将被作为档案保存。以微纪录片为例，随着网络对公民赋权范围的扩大，更多人可以在社交平台上自由创作，拍摄纪录片不再局限于少部分专业人士，而是只要拥有一部带有摄像功能的终端，人人都可以成为拍摄者。这些微纪录片顺应了市场需求，即时传播、精炼简短，具有真实性和艺术性，在某种程度上同传统纪录片一样具有记录历史的作用，但其档案价值及能否被作为档案保存仍有待研判。

由个人拍摄的微纪录片，主要是生活与情感的记录，是一种私人影像，并不都具备佐证史实，见证历史的不可替代性。目前看来，其档案价值量是否足以使其成为我国公共“档案”的成员尚待研究。同时，个人作为拍摄主体，将纪录片拍摄视为一种自我活动，更强调内心情感的释放，在拍摄手法上追求的是“自理解”，而非“他理解”，叙述语言不具备公共性，缺少纪录片作为“公共影像”的特征，而“公共影像”恰是纪录片作为档案被保存的条件之一。因此，纪录片要考虑其叙述语言的公共性，拍摄者不能沉醉于自己的个人情感，选择只有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用只有自己懂的逻辑和语言阐述事件，这样的纪录片属于“私人影像”，尽管也会在公共媒介环境里流通，但并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从而也就影响其档案价值的大小及实现。

同时，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艺术，在拍摄過程中不仅要考虑纪实性，也要追求艺术审美体验。在坚持“非虚构是底线”的前提下，创作者可以采取不同拍摄视角和剪辑手法增强纪录片的可视性，以满足观众对于电视节目的审美需求。纪录片拍摄属于艺术创作种类，并非是对现实生活的无序化记录，而是有选择性地采取如解说词、蒙太奇等手法对事件进行序化整理。尽管拍摄者声称这些“造型”手法的使用是为了表达影片主题，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为了输出某种观点，但这些“人为”因素对纪录片真实性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因此，在衡量纪录片档案价值的大小时，既要考虑纪录片拍摄主体的意图、纪录片内容本身是否具有佐证历史、见证历史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是否具有公共利用价值，也要考虑叙事手法对其真实性的影响。

2纪录片与档案

2.1档案是纪录片的制作素材

档案是具有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其对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是纪录片创作的重要素材。档案作为纪录片的创作素材主要以直接呈现、口述档案、情景再现三种方式体现。直接呈现，档案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可能以纸质、照片、影音等形式直接呈现在影片中，给观众带来较大的视觉冲击力，直接将观众带入到历史事件当中，增加真实感，从而强化纪录片的权威性。同时，档案也可能作为纪录片拍摄时的参考素材。“档案是文献纪录片前期策划的基础。档案提供丰富的史实资料，既是创作文献纪录片的重要素材，也为文献纪录片的选题、视角、定位、主题、形式、结构等提供思路”[3]。上海纪实频道《档案》栏目以真实记录为创作灵感，结合当下社会热点，深入挖掘档案背后的秘密，依托于历史事实，通过设置悬念、情景再现等手法，对档案背后的故事进行深度剖析与呈现。

口述档案，原始档案可能出现残缺不全的问题，采用口述档案，将对事件当事人、知情人、专家学者的采访以同期声的形式呈现在影片中，可以对原始档案起补充说明作用。以上海纪实频道《档案》栏目的节目《解密1972》（2015年）为例，影片除了采用纪实影像呈现中美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会晤的场景，还使用了大量的口述档案，通过采访时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时任中国外交部翻译的冀朝铸、时任毛泽东主席保健护士长的吴旭君、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等事件亲历者，再现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但考虑到口述主体受记忆偏差、主观偏见、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有可能出现表述上的伪误问题，因此在采用口述档案时，要注意将其与原始档案配合使用，相互佐证情景再现。文献纪录片中，运用情景再现主要是指以档案内容为依据，对所记录的史实进行真人扮演，场景再现，以更好地突出影片主题。纪录片《圆明园》就使用了情景再现手法，通过真人扮演，再现当时八国联军打砸抢烧圆明园的场景，影片中无数珍贵文物毁于一旦的情景让观众触目惊心，若仅靠直接呈现档案原件或者口述档案，则难以将历史真实呈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也难以让观众产生鲜明的临场感。情景再现手法顺应了电视媒介的视听传播特点，使原本枯燥的文字形象化、生动化。

2.2档案强化了纪录片的权威性

档案是一种原始记录，与文学创作、民间传说不同，档案具有查考和凭证价值。在纪录片创作中，通过直接展现档案，或者以档案所记录的事实为基础，采用人物扮演，再现历史真实，使纪录片更具可信度和真实感。“文献纪录片中记载着当时历史的影片、照片和文书等，虽然很多都显露了饱经沧桑的痕迹，却更使人感到真实、珍贵，给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说服力、感染力”[4]。在这个流行“戏说”和“改编”的媒介环境下，历史不再是严肃正统的，而开始迎合观众各种各样的口味，“娱乐性”成为首要追求，大多历史类剧情片只能一看，而不可信。档案是历史的真实，纪录片以档案为创作素材，无疑增添了纪录片本身的可信度，起到以正视听，还原历史真相的作用。

2.3纪录片是档案信息保存与传承的媒介

如今，在新媒体大放异彩之际，纪录片实现了跨屏传播，从电视“大屏”转到了手机“小屏”，这顺应了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我们更倾向于选择便携式、移动化的阅读方式，“小屏”时代的到来，给纪录片观看者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拉近了观众与纪录片的距离。同时，在当前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媒介环境中，纪录片“纪实性”原则以及“记录，而不干预进程”和“分享，而不灌输理念”的创作观点，让其在文化市场中越来越受欢迎，满足了当下观众了解历史、关注现实、进行社会参与的渴望。纪录片通过直接呈现、口述档案、情景再现等多种表现手法，深入挖掘档案信息资源，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效力，对提高档案机构的知名度，提升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都具有积极有效的作用。档案与纪录片相结合，最大化地发挥了档案的价值，使档案不再是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文物”。

2.4纪录片与档案结合的典型——文献纪录片

文献纪录片是档案与纪录片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纪录片类型。唐宁在《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价值构建研究》中指出“文献纪录片是以影像、图片、文字档案等文献资料为基础，辅之以见证人、研究者的访谈，既反映历史真相又记录时代进程，具有较强文献传承性、历史厚重感和舆论引导力的非虚构影视片”[5]。该定义从两方面对文献纪录片进行了阐述：一是其创作素材具有文献性质，包括但不限于纸质、影像等档案和文物，二是其内容具有档案价值，是对历史事实、社会变迁的原始记录，真实反映了事件真相和时代面貌，具有查考和凭证价值。

文献纪录片是一种档案编纂出版物。文献纪录片以文字、照片、影像等档案形式为创作素材，通过对其进行序化整理，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是一种档案编纂出版物。档案是社会记忆的重要表征形式，档案与纪录片结合既能激活档案所记载的固化信息，也是对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纪录片《清宫秘档》首次将存储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量档案呈现出来，但所呈现的不过是馆藏的冰山一角，纪录片使这些档案资源以影像化的形式传播，借助大众传媒的强大威力，最大化地发挥了档案的价值，增强了档案及档案机构的影响力。

3纪录片与档案工作

3.1纪录片拍摄中的档案保密工作

档案有密级要求，部分可能涉及国家不宜对外公开的军事、国防、外交、科技等机密内容。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为了寻找独家视角，希望盡可能多的用到一些尚未向社会公开的、首发的档案素材，这就需要权衡档案信息的保密工作与纪录片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接触档案的人员复杂，使用档案的环节繁琐，这都要求在拍摄准备阶段就明确档案素材的涉密范围，强化工作人员的档案保密意识，设置专人对档案利用情况进行记录，在拍摄完成后将影片交由相关部门审核，以保证对涉密档案的完全保护。

3.2纪录片拍摄中的档案实体保护

纪录片拍摄中的档案实体保护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困难和要求：一是档案损毁。脆弱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档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这对档案保护提出了很高要求。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需要频繁使用档案原件，拍摄现场的温湿度、光线以及空气污染等可能会对档案原件造成损坏。二是档案遗失。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缺乏专业人员对大量使用的档案进行专门管理，这可能会部分造成珍贵档案的遗失。三是破坏档案原有序列。档案原件是按照一定的编目原则，经系统整理后保存在档案馆的，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可能会破坏档案原有的序列，后期还需要档案工作人员重新整理。

3.3文献纪录片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及记忆传承

文献纪录片以视听媒介的形式实现了档案信息的转化，是对档案信息与社会记忆的传播与传承，使档案信息与社会记忆适度摆脱文字形符的束缚。首先，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档案编纂出版物，具有还原历史真相，以正视听的作用。当前的媒介环境呈现出过分迎合受众的取向，大多数观众，尤以中小学生为主，历史常识可能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电视剧，泛娱乐化的历史类剧情片，这有损历史知识的普及。历史是国家的记忆，戏说历史事件不利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视自己的原有文化，文献纪录片通过对档案素材的查选、考订、加工、传播以及严谨的叙述语言将观众带到一个个历史事件当中，在一定程度上有明确史实之作用。

例如在《清宫秘档》中，拍摄者通过呈现顺治帝手书及多种原始记录，梳理了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关系并明确了董鄂妃的真实身份，澄清了关于董鄂妃就是“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的坊间谣传。

其次，文献纪录片具有考证、补充已有档案史料的作用。文献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档案，通常情况下摄制组除了到档案馆、博物馆查阅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也会到民间、国外进行多方查选、考证，一定意义上可以补充修正原有档案。“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该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6]。以央视《探索发现》栏目为例，该栏目致力于通过对档案资料的多方收集整理，揭露历史真实。在《大会师》节目中，栏目组整理了关于红军长征“大会师”的大量书信、日记，并收集了参与长征的红军战士、战士的子女等相关人物的口述档案，将“大会师”的背后故事清楚的揭露出来，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档案史料，成为相关内容后续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4结语及启示

在档案载体形式丰富多样、信息交流与传播日趋重要的信息时代，文字作为档案记录与信息表达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档案信息传播的束缚。同时，当前媒介环境使受众的自我意识空前发展，受众不再是“应声而倒的靶子”，文化产品的内容至关重要，形式也绝不可忽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为档案工作应重视纪录片这一新的档案记忆开发、传播及展演形式，积极探索档案与纪录片这一档案信息传播形式的有效结合方式。

档案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性工作，受众认可度是其评价标准之一。就档案机构如何转变原有工作模式和理念而言，积极与影视传媒公司合作或许是一个理想出口。档案机构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影视传媒公司的技术优势深入挖掘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同时利用大众媒介的平台优势及其强大的传播效力提高全民档案意识，扩大档案机构影响力，使档案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资源，使档案工作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性工作。

与此同时，也要做好纪录片拍摄中的档案保护及保密工作。档案作为见证国家发展、传承民族记忆的“文化遗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对档案的高频度使用以及部分涉密档案的保护，使档案管理成为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如何平衡档案实体保护及内容保密与纪录片创新性的要求需要在纪录片拍摄手法、管理模式、制度建设等多方面进行规范。

*本文系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基于文件起点的档案价值研究”（项目编号： 2017SJB1336）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倪祥保.应该努力为纪录片定义[J].苏州大学学报，2006（4）：83-87.

[2]姚珺.从人类学的视角看纪录片的文化意义[J].新闻世界，2014（12）：155-156.

[3]黄萍.文献纪录片和档案可以融合发展——以《筑梦路上——在历史中触摸未来》为例[J].当代电视，2017（6）：33-34.

[4]黄大龙.文献纪录片与档案[J].兰台内外，1999（1）：37.

[5]唐宁.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价值构建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1.

[6]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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