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人的代具性思想研究

[摘 要] 斯蒂格勒借助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神话的隐喻在存在论上揭示出人是一种缺陷性存在。这种缺陷性构成人的代具性的生成根源。人的代具性意味着人的存在需要依靠自身之外的技术实现和延续。这使人与技术结为一体，相互差异，相互反射，相互延迟，形成延异。延异构成人的代具性的存在形式。在延异中，人的记忆获得解放和外延。现代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记忆（意识）的外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造成记忆的工业化。记忆的工业化阻断了人的特定记忆、社会种族记忆和个体记忆，使这些记忆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替代，从而导致人丧失自身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定向能力，而迷失在技术中。

[关键词] 斯蒂格勒； 缺陷性存在； 代具性； 延异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7）02-0054-05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1 ]，同时也是当代技术现象学的重要代表 [2 ]。他在继承海德格尔生存论思想的基础上，在多卷本的《技术与时间》中重新分析了技术与人的存在问题，将人的存在建构在技术之上，提出人的代具性思想。

一、人的代具性生成的根源：人的缺陷性

斯蒂格勒坚持海德格尔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主张，但是他进一步认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即此在具有缺陷性，是一种缺陷性存在。他借助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神话，通过隐喻的方法，在本体论上阐明了这一看法。

起初，世界上只有诸神，而没有任何动物（包括人）。后来，诸神用土和火以及一切可以和二者融合之物，制造出各种动物。在动物诞生之前，诸神委托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兄弟给每一种动物分配一定的性能。爱比米修斯请求哥哥普罗米修斯把这一差事让给自己：“待我分配完毕，你再来检验。”在劝服了哥哥之后，他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进行分配，不让任何一个种类灭亡。他赋予一种动物以力量，就不给它速度；他赋予一些动物尖牙利齿，而无此种特长的动物，他也给予其自我保护的性能……由于不谨慎，他遗忘了人，在把性能全部分配完毕后，发现还剩下人赤身裸体，一无所获。就在他对此为难之际，普罗米修斯来检查分配的结果。此时，人也即将出世。普罗米修斯见状，为了补救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便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了火和技艺送给人类。（火是智慧的象征，没有火，人就无法获得和使用技艺）。于是，人获得了用于维持生命的技艺和智慧。

这一神话揭示了基于缺陷的人类起源。爱比米修斯因为遗忘而造成了人的缺陷（无生存性能），使人的生存外在化，需要依靠外在的技术（代具）来生存。斯蒂格勒通过这一神话隐喻人在存在论上具有原始的缺陷性，是一种缺陷性存在。这种缺陷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规定性，具有积极的定向作用，要求人依靠技术。斯蒂格勒进而质疑了卢梭的人类起源说。卢梭认为，最初的人类即自然状态的人，具有完全的自然本性，没有缺陷；由于偶然的机会，人才使用了技术，从而逐渐脱离自然状态和沉沦。斯蒂格勒不赞成卢梭的看法，认为人不是先有技术，后有缺陷，而是相反，先有缺陷，后有技术。这种缺陷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的真正起源。

人的缺陷性使人不得不发明和利用自己的性能即技术来补救，进而成为一种技术性存在。“人类群体在自然中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生命机体，[……]它通过一层物体（工具、器械）的中介来适应自己的环境。人类用斧头砍伐，用箭、刀、锅、匙来取食肉类。人类就在这样一种中间层之中取食、自我保护、休息和行动。” [3 ]“人依靠技术而存在。” [4 ]技术是人的要素 [4 ] 。

人的技术与其他动物的性能相比是一种代具。动物的各种性能内在于自身，而人创造出的技术（作为生存性能的补偿）外在于自身，是一种替代，一种代具。代具（prothèse）原意是指用于替代人肢体的器具（假肢）。斯蒂格勒借用它泛指用于补遗的、人身体之外的一切技术物。为了强调具有缺陷性的人对外在的、不属于自身的技术的依赖性，斯蒂格勒把人的这种技术性称为代具性。

二、人的代具性存在的形式：人与技术的延异

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因缺陷而具有代具性。人的代具性意味着人的存在需要依靠生命之外的非生命的方式即技术实现和延续。在这一过程中，人与技术，即“谁”与“什么”， 相互差异，相互反射，相互延迟。人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相互差异，相互反射，相互延迟的双向运动，斯蒂格勒称之为延异。延异构成了人的代具性的实际存在形式。

延异（différance）是斯蒂格勒的老师、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根据动词différer创造的一个术语。动词différer有兩方面的含义：一是差异，另一个是时间上的延迟。而与其相对应的名词différence只有差异的意义，没有延迟的含义，因此德里达将différence中的第二个e更改为a，创造出différance一词，即延异。延异一方面弥补了différence延迟意义的缺失，完整体现了différer的两重含义，另一方面，被用来指称产生差异，并使之延迟的运动。斯蒂格勒借用了德里达创造的这一概念。

延异在人和技术之外，既不是人，也不是技术 [5 ]。它超越二者，并使他们结为一种貌似对立的、具有传导关系的联合体，即人←→技术。离开技术，人就不存在，因为人的生命的延续需要以生命之外的技术的已经在此为前提。反之，离开人，技术也不存在，因为技术的存在，需要人的能力作为超前动力。人与技术具有一种既相离，又相连的关联 [6 ]。人在与技术的延异中生成和延迟；技术在与人的延异中得到发明和进化。人和技术之间的过渡是一种投影。斯蒂格勒运用古人类学解释了这种过渡。他分析说：人与技术之间的过渡是一种投影：大脑皮层在石器岩石中的投影，石器岩石好像是大脑原始阶段的一面镜子。这种原始的投影是人外延的开始，它在从东非人到新人进化的几十万年之间被完成。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石器开始形成，大脑皮层开始映照自己 [5 ]。

作为人代具性存在形式的延异之所以可能，条件在于后种系生成。“谁”（人）为“什么”（技术）提供超前的动力，但“谁”的超前又要以使他通达他未经历的过去的“什么”的已经在此为前提。后种系生成使“谁”通达这个已经在此成为可能，因为后种系生成保证了由之生成的“什么”能够得到存留，成为已经在此，进而使“谁”与“什么”展开延异。具体地说，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enèse）是斯蒂格勒又一重要概念。它与后生成（épigenèse）密切相关。后生成是指一个生物个体不依赖胚胎的后天特性的形成。斯蒂格勒用后种系生成概念指称人后天以技术为载体的经验的形成。人后种系生成的层次并不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失，相反，它将记录在技术中，保存和积累下来。这是与生命法则的断裂。“生命法则是：由于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互不相通，一个动物后生成的经验在它死亡时对这个物种来说便丢失了；然而在以生命之外的其他方式延续的生命中，生者的经验记录在工具（物体）中，因而既可传播又可积累” [7 ]4。人后种系生成的层次可以留给余生和后代，从而为延异提供可能条件，否则延异将无法进行。

本部分多次谈到“谁”和“什么”。在斯蒂格勒那里，“谁”和“什么”有两种用法。一是，“谁”指人，“什么”指技术。他指出：“能超前、有意愿、有能力、有思想也有知识的存在者，我称其为‘谁’。‘谁’的补余——即他的代具——是他的‘什么’。” [7 ]7二是，“谁”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技术；“什么”既可以是技术，也可以是人。这一用法意在强调人与技术互为主体和客体。本文出于实际需要采用了斯蒂格勒“谁”和“什么”的第一种用法，即“谁”就是指人；“什么”就是指技术。

三、人的代具性带来的命运：人的迷失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中集中阐述了人的代具性带来的命运。人是代具性存在，即在与技术的延异中存在。在人与技术的延异中，随着现代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记忆发生了重大变革，人的特定记忆、种族记忆和个体记忆被机器记忆所取代，人丧失了自我定向能力，迷失在技术中。

“谁”与“什么”的延异使人以其生命之外的其他方式得以延续，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以技术为载体外延的历史。最早的石器标志着人类外延过程的开始。在人类的外延中，记忆也获得了解放和外延。人通过技术把后生成的经验记录在各种载体（技术物）上，使之以生命之外的形式得到了延续和累积。

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记忆（意识）的外延。尤其是现代的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使信息的记录、传播、处理和保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带来了人类记忆的一次革命，使人类记忆的外延达到了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拟和数字技术使电子版面和阅读的远程导航系统出现以及把世界连接起来，使全球信息一体化和使信息大规模地、急剧地增长；二是，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通过实况直播、数据实时处理和违背体细胞与生殖细胞互不相通性的基因操作，彻底改变了事件的结构。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极大地推动了记忆外延的发展，以这些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工业和程序工业构成了人类记忆的工业化。

斯蒂格勒根据勒鲁瓦-古兰的三个层次记忆理论，认为记忆分为特定记忆、社会种族记忆和个体记忆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记忆分别对应着一种程序。特定记忆是保证动物行为之重复的程序（人也是一种动物），它以动物的本能和遗传为基础。种族记忆是确保人类群体（种族）行为之重复的程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统一性。个体记忆是保障人类个体行为之重复的程序。程序是一种可重复的节律，例如礼节和节日的饮食传统等。在这种可重复的稳定性中，越是日常的程序，种族的特性越突出。它们给个体打上了最鲜明的种族烙印。这种种族烙印是群体凝聚力必不可少的要素，丧失它就意味着种族的解体。种族记忆对个体来说是已经在此，个体记忆受它的制约。同时，个体记忆也可以上升为种族记忆。勒鲁瓦-古兰在把记忆的结构归纳为三个层次的同时，又提出了不同于社会种族记忆的第四种记忆。斯蒂格勒认为，第四种记忆，不是特定的、种族的和个体的记忆，而是不折不扣的机器记忆 [7 ]83。机器记忆就是不必借助本能和反思就能确保机械行为之重复的人工记忆或程序。

在前面提到的记忆的工业化过程中，人原有的特定记忆、社会种族记忆和个体记忆被机器记忆所取代。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技术的领先和技术趋势的决定性。在人与技术的延异中，技术总是领先的，因为“什么”已经在此和“谁”始终处于完全受技术趋势主导的“什么”的体系中，“什么”的分化总是自然而然地领先于“谁”的分化。技术趋势具有决定作用，“谁”重复着技术趋势。技术的领先和技术趋势的决定性使记忆的工业化阻碍和中断了人的特定记忆、种族记忆和个体记忆，使人的特定记忆、种族记忆和个体记忆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取代，从而使人丧失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自我定向能力，迷失在技术中。

四、结 语

斯蒂格勒是海德格尔思想的追随者。他的人的代具性思想是对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它进一步揭示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是有缺陷的，并以此为基础对人性形成新的理解，从而也把现象学技术哲学人与技术关系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伊德在继承海德格尔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人与技术的关系。他归纳出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模式。第一种，具身关系，即（人—技术）→世界。在这种关系中，技术（技术人工物）直接参与了人的知觉活动，融入人身体的经验之中。第二种，解释关系，即人→（技术—世界）。在这种关系中，技术只是表征世界，提供“指示”，并没有参与人的知觉活动。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解释（阅读）。第三种，他者关系，即人→技术—（—世界）。在这种关系中，技术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一个准他者。第四种，背景关系，即人→（技术—）—世界。在这种关系中，技术成为人生活、工作和活动的环境（背景），人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它们存在。斯蒂格勒把现象学技术哲学这种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研究推向了前进，揭示出人与技术的新关系——延异，即人←→技术。此外，斯蒂格勒人的代具性思想也质疑和打破了以卢梭哲学人类学为代表的传统人类认识，认为人不是先有技术，后有缺陷，而是相反，先有缺陷，再有技术。技术对于人来说不是消极的、沉沦的因素，而是一种积极的、历史的建构 [8 ]。

参考文献：

[1]姚大志.技術，哲学与时间[J].中国图书评论，2013（1）.

[2]雷环捷，王伯鲁.从人的技术化到社会的技术化——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路[J].创新，2016（3）.

[3]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68.

[4]Peter-Paul Verbeek. Cyborg intentionality： Rethink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J].Phenom Cogn Sci， 2008（3）.

[5]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M].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41.

[6]Katja de Vries. Identity， profiling algorithms and a world of ambient intelligence [J].Ethics Inf Technol， 2010（1）.

[7]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二卷）：迷失方向[M].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8]舒红跃.人在“谁”与“什么”的延异中被发明——解读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观[J].哲学研究，2011（3）.

[责任编辑：李君安]

推荐访问： 格勒 斯蒂 思想 研究 代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