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诚宏道　立教育人

摘要：从原始的史料出发考察钱基博先生在国立师范学院的学与行，从襄助草创学院、合谋院务推进、忠于教学职守、慨兼学生导师以及瘁力学术研究等方面阐述其开诚宏道、立教育人的学行志旨。

关键词：钱基博；国师；学行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1－103－04

钱基博(1887－1957)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奉献于教育事业，从解放前的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教员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四年。其中从抗战第二年直至战后教育复员，先生服务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达八年之久，国师的创办和发展凝聚了先生的无数心血，先生在国师的言传身教焕发出爱国知识分子身上令人景仰的光辉。2007年是钱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50周年，光阴荏苒，沙流金守，回顾先生在国师的学与行是我们纪念这位先贤并弘扬其精神的必要方式。

一、襄助草创国师

1938年7月27日，时值暑假。著名教育家廖世承在香港接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电，聘他和潘公展、朱经农、汪德耀、吴俊升为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并由他担任筹委会主任。廖先生当时正在返沪途中，参加上海西南实业考察团考察西南各省归来。接到教育部电之后，廖先生又接到了同为筹备委员的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来电，请他中止返沪，立即到湘西选择院址。廖先生没有从香港直接转道湖南，而是在香港复教育部电，并与其他筹备委员通函电之后。于8月3日由香港启程返沪，8日回到了上海。廖先生先回上海的意图，除了要结束在光华大学所任职务以外，从他随后的活动看，主要是要找上海的挚友和同仁襄助，廖先生最先接洽的正是钱基博先生。

钱先生当时是国立浙江大学的教授，暑期正回上海探亲。8月11日，廖世承找到钱先生，恳请他一起去湖南办师范学院并担任国文系主任，钱先生热情响应了这位光华大学的同事和朋友。钱先生当时年过知命，身体并不好，他为何愿意抱病弱之躯不远千里到偏僻的湘中小镇协助廖先生草创国师?首先。钱先生很欣赏廖先生，他曾在自传中检讨自己，说“治事之勤，不如上海王宝仑，嘉定廖世承”，对廖先生办学，他比较有信心。除私人交情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意识和对教育救国的期许是他不顾病痛舍身以赴的动力。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中国在军事上的失利，钱先生认为中国的抗日事业非造人不能善后，“胜，则惟造人可以奠复兴之基；败，则惟造人乃能图报吴之举。而造人之大任微师范学院谁与归!”先生“自问学有心得，道在吾身”，面临日寇的煎迫，“一身之生死事小，而中华民族德慧术知之所系者事大”，因而以暂避敌锋而赴国师传承民族文化自励。可以说，钱先生是带着树立师范以求新民的信念而毅然决定赴湘从教。

不独自己投身国师的创建，钱先生还协助廖先生延揽名师。因为筹备事紧，廖先生8月19日就启程去湖南了，而请钱先生帮忙在上海罗致名师。先生以自己率先垂范并极力促成，最终邀请到了国文教授周哲肫、英文教授汪梧封和高子毂同赴湖南，并带上他从光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吴忠匡作为助教。请人之余，先生拟定了国师国文系学程意见书。10月19日即寄达国师。钱先生和其他同仁一起从温州经浙赣到达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师新址的时间为11月11日，自此，他在国师度过了长达8年的峥嵘岁月。

二、合谋推进院务

钱先生以国文系教授兼主任的身份加入国师，在“教授治校”理念广获认同的彼时彼地，他自然成了学院管理的核心成员之一。事实上，廖院长对钱先生的倚重和钱先生在学院举重若轻的影响从许多方面体现出来。

国师成立伊始，廖院长即委托钱先生撰写院歌，钱先生很快写出了歌词，后由音乐教师张子瑜谱曲，全院传唱。词日：“孰兴我少艾，五千年之文明，焕彩霏芳霭，国何曾老大，勤以精业，博爱之谓仁，明德亲民，旧邦命维新，国何害老大，抚万里之山河，沧海以为带，万国莫我奈，好作新兆民，好作新兆民，一代师表重自珍，莫辜负群伦。”这首从1938用至1942年的院歌抒发了国师师生对中华文明的自豪与忧患，包含了“仁爱精勤”院训，表达了师生以教育振敝起衰的信念和树立师范典型的决心，也是钱先生通过教育来新民和救国这一心声的集中体现。

国师于1938年12月1日正式开学，但在1939年1月14日广邀社会各界补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在典礼上，教职员公献的“击蒙御寇”匾额高悬于礼堂中央，额上铭文申其义为：“御侮必先立教此其义易实明之在蒙之上九日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盖蒙击则教立教立则德育而行果虽有寇侮将折首获丑不患不御也本院创立屯难之中实肩荷蒙亨之责同人等惩前毖后嵩目腐心爰取击蒙御寇四字镌而为额悬之于堂既用当吴王中庭之呼亦以徵楚人三户之报云尔”。铭文译成白话大抵为：要抵御外侮一定要先设立教育，此义《易经》实已阐明，在《蒙》卦的上九爻辞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大概童蒙愚蒙者受到扣击触动则教育得以确立，教育得以建立则德育实行而行动能收到效果。这样即使有寇侮，我们也能将敌斩首，俘获大量夷兵，不必担心不能御敌。本院创立于屯难之中，实际上肩负着教蒙求通的责任。同人等惩前毖后，嵩目忧世，痛心疾首，于是取“击蒙御寇”四字，刻为匾额，悬挂在正堂之上，既当作像吴王夫差那样在庭中警呼，起不忘报仇雪耻的作用，同时也以此象征“三户亡秦”、日寇必灭的雄心壮志。这块取字于《易经》、昭示师生的时代使命、勉励全体师生为抗战建国而切实肩负起开启民智之责任的匾额虽为教职员公献，但我们从钱先生的《经学通志》等著述中却可找到明显的思想线索，可推定为钱先生拟撰。

除对学院师生作精神上的引领之外，推进学院行政事务也是钱先生力之所瘁。钱先生在国师任国文系主任三年，在这三年里，他是院务会议的当然出席人员，参与议决学院的重大事项。因身体状况欠佳辞去系主任之后，钱先生又多次被选为教授代表出席院务会议，依然没有离开学院决策中心。钱先生也做过学院多种专项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领导和协同他人一起开展专项工作。如：教育部于1940年开始组织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为展示学院优良的教学质量，廖院长聘请6位教师组成学业竞试委员会，钱先生为委员之一。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国师在竞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当年成绩优良的院校都由教育部公布并传令嘉奖，嘉奖的学校计有国立中央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四川省立重庆大学、国立厦门大学、私立东吴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国立四川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等12校，国师排名第十。1939年和1940年，钱先生连续担任统一招生辰溪区蓝田分处委员，在命题、阅卷、口试等方面严格把关，确保学院新生的质量。在国师期间，先生还担任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建筑委员会、课外作业指导委员会、奖贷金审查委员会、实习指导委员会等多种组织的委员，均勉力操持、绝无敷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先生在处理院务时的开明与公正。据1938级国文系袁勖校友回忆，1941年春国师因种种原因发生了学潮，学潮平息后，学院开会清查学生的罢课等极端行为，许多学生的学籍岌岌可危，其中不无个别人假公济私处罚学生。其时，与会的钱先生从教育家的良知和管理者的公心出发，申明学院新创学生不多，教育学生重在引导，时局混乱不宜将学生推出校门等观点，并以自己的去留为学生争取，保全了许多血气方刚的学生。

在领导国文系方面，钱先生发挥师资方面的优势，将学系的工作抓得颇具声色。国文系一直是国师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的一个系，钟钟山、周哲肫、马宗霍、阮真、谭戒甫、骆鸿凯、张振庸、宗子威、张汝舟、彭昺、刘通叔、吴世昌、席鲁思、钱堃新、张舜徽、张文昌、王凌云、刘异、徐仁甫、蒋礼鸿等一大批国学名流先后活跃于此。这其中除有廖院长礼贤下士广邀名师之力，也有钱先生以泰山北斗之望凝聚人才之功。钱先生发挥师资优势在学院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气氛。1938年12月10日，国文系系会(1939年11月21日改称国文学会)在国师开学不久率先成立，全体师生均参加，开展读书、讲演、诗文、书画、娱乐等活动。据学会工作报告，由于诸教授善于指导，同学奋勉不懈，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并报告研究心得的活动开展得最具成效。而教师的讲演持续不断，如：钟钟山先生曾讲演《周子之学》，钱先生曾讲演《张子之学》，周哲肫先生曾讲演《论衡三增》。除了国文学会，国文系还成立了国文研究会、卮言社、白云诗社。卮言社所办的刊物《卮言》，分论从、学林、谈荟、文苑、遗著等栏目，发表师生的研究成果。白云诗社则定期上课，师生之间切磋诗作。国文系在钱先生的领导下名师云集，社团活跃，推动了国师的整体发展。

三、忠于教学职守

钱先生在1935年自翊“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世，乃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表明了一个正直的学者、一个诚实的教育家“树立师范以矫一世之枉”的信念。钱先生的教育信念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抗战期间，与高昂的物价相比，教师的实际待遇非常低，许多人迫于生计而无法安心教职，但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钱先生的教学热忱，他对待教学一丝不苟的态度堪称教师中的表率。先生自己一生耕读不辍，也希望所教的学生能潜心读书、心无旁骛，因而对于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极为重视。袁勖校友回忆先生上课“虽身体不适：从不旷废。每课前一分钟，即肃立教室外，上课铃响完，即步入，直接讲授，无多废辞”。先生反对学生因其他问题而随意罢课。1941年春，国师学生闹学潮，先生不支持，学生不上课，但先生依旧按时端坐讲台上，表明希望学生以学为主的立场，其敬业传薪的精神让学生们心生惭愧。

先生教学讲究诵读，强调多读原著，主张通过反复诵读加深理解，达到熟习和精通。他引曾文正公的读书方法给学生，“先之以高声诵读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曾仲珊校友回忆先生教陶诗和杜诗时常带领学生诵读，“先生诵读有疾有徐，声调抑扬顿挫”，学生在课堂内跟着吟诵，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伍大希校友回忆“他讲《昭明文选》，眼不看台下，一坐下来，助教把文房四宝一摆开，他便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一面吟诵，一面圈点。我们也跟着他、模仿他亦步亦趋地吟诵圈点，往往一节课不讲一句话，就在这悠扬起伏的吟诵声中过去，我们也似有所悟，感到是一种享受”。在不断诵读中，国师的学生们逐渐地学会由识句读到明赏会，由察匠心到悟文化，国文功底和精神境界都不断得到提升。

国师的国文教材均为文言文。有人因此而认为作为国文系主任的钱先生是个迂旧的老夫子，一味崇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此论大谬。其实钱先生最重革新，他是法古而不囿于古。他之所以要求学生多读古人作品，是希望学生先接受古文的浸润，懂得章法，然后再结合今人今事来创新。他引王闿运的话告诉学生，“文不取裁于古，则无法；文而毕摩乎古，则无意”，文学创造并非易事，未能创造之前，且先摩仿。他的书房“后东塾”有一副对联：“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涂。”清楚地表明钱先生尚新的志趣。

先生在教学中对学生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张舜徽校友回忆他“批改学生的文辞习作，丝毫不苟。务使文理不通的学生，经过疏导，渐渐把字句弄清畅。遇着太低能的学生，不惮烦地将他招来，细心指点”。对于天分和悟性高的学生，钱先生常在他们的作业上批褒奖之语，热情地鼓励他们。曾仲珊校友五十多年后仍然记得钱先生批他的一首七律“清稳可诵”，而批他的《悼宗子威师》“健笔凌云，音节人古”。伍大希校友则回忆钱先生批他的《读《西铭》》“抑扬爽朗，笔有回澜”。今天我们旁观钱先生发乎文心的批语，也能体察他对学生的启发和教益。为鼓励国文系学生的写作兴趣，钱先生曾于1942年拿出自己积攒的薪水法币一千元作为基金，每年提二百元奖励该系作文成绩最优的学生。

钱先生教国文并不仅仅停留在使学生掌握语言文字上，他更重视使学生通过对国文的学习来了解和热爱中国文化。钱先生懂得语言文字是国家生命的一部分，保护和传承我国的语言文字就是保护中华文化，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性与特色。他曾这样训勉学生：“无论新旧同学，都要竭力发挥‘国“文’的精神，国之为字，从‘或’从‘口’，以守一，即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也；文者，历史上之文物制度也，换言之，国文即含有精神卫国之意义。”国师给一年级学生开设了分量很重的国文课程，不能不说其中也体现了作为国文系主任的钱先生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保卫中华文化的意识。

四、慨兼学生导师

满怀培育人才的夙愿，钱先生在笔耕舌耨之余以身作则长期兼任学生导师。其时国师的导师制度非常严格，第一次院务会议就确定了师生共同生活的原则，规定了导师必须随时随地加入学生的生活。比如关于师生膳食的规定是“用膳采用合食制，每桌8人，其席次以抽签定之，每月一更换。每日三餐，一粥二饭，全体在食堂用。开餐前，学生排队入食堂坐定，待院长率教职员入座，军事教官发令，同时开动。”这样的用餐规定对学生亲近老师、老师督导学生而言无可厚非，但需要老师作出的牺牲是显而易见的。习惯江浙口味的钱先生初到湖南，且有舌麻痼疾，饮食上的困难可以想见。但是钱先生非常赞同师生共同生活的制度，据师生回忆，与学生同桌吃饭这一点，钱先生坚持得最好。学生平日的学习和娱乐，惜时如金的先生也乐于参加。1941年4月21日，学院停课一天春游，作为导师的钱先生和另外三位先生一起为国文系的30名学生导游峡溪。

钱先生极善于用先贤的事迹来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刚允诺廖院长到湖南协办国师之时，钱先生就开始搜集湖南先贤的资料，体察他们的思想和志节，希望以之为范来陶冶国师的学生。到学院时，国师尚未开学，但有几十名学生先期到校，钱先生就以《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为题对已到校的学生作了一次精神谈话，从屈原、周敦颐讲到李东阳、王夫之，从曾国藩、罗泽南讲到郭嵩焘、谭嗣同，议论所及，认为湖南学者的优良传统在于有：“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以开一代之风气。”激励刚人大学的新生弘扬先辈的精神，发愤攻读、创新学术。

国师每周一上午举行总理纪念周会，全体师生都出席，可算师生的精神操练课。不过国师的纪念周会以奖励青年志趣、陶冶青年品格为宗旨，不像政治集会而像学术报告会，每次均有讲演，院长、导师、教授、社会名流都曾登场报告。钱先生曾在第二次和第二十九次纪念周会上讲演，其中第二次周会上讲《为人师何以处国难》，阐述教师在抗战中应有的态度和作为，第二十九次纪念周讲演《切已体察》，提醒学生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为民族的复兴而刻苦学习。除了纪念周会，钱先生也应邀多次在其他集会上讲演，如1939年10月9日的双十节纪念会、1940年元旦的庆祝会、1940年2月1日的国师民众教育馆开幕典礼、1940级新生入学训练、1940年12月1日的学院成立二周年纪念会等。1941年8月为国文学会演讲《历史上焚书坑儒之理论与其实现》分析之精当、鞭辟之入里动人心魄。

五、瘁力学术研究

抗战期间，交通信息不便，资料贫乏，设备短缺，学术研究条件不足。钱先生没有因为客观条件的匮乏而停下研究的脚步，相反，教学的需要、抗战的需要使他的研究更紧迫、更具有使命感。先生课余即端坐书斋，治学不倦。对于自己的治学态度，他曾对学生讲演《五十年文章做到老，学到老》，睥睨今古，气贯长虹。钱先生在国师期间撰写的论说、诗文以及教学研究报告许多刊登在国师所办的刊物上，而论著则就近在蓝田出版。此间先生之著述，与己任，与时务密切结合，继续文史子集的研读之外，着重在教书育人、启发民众、宣传抗战等方面，许多篇目曾向学生和军民讲演。兹搜寻所及罗列如次：

《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见《国师季刊》第1期)；《为人师何以处国难》(见《国师季刊》第1期)；《修正“师范学院国文系必修选修科目表草案”意见》，(见《国师季刊》第2期)；《周易为忧患之学》(见《国师季刊》第2期)；《日本论》(见《国师季刊》第2期)；《孙子章句训义序》(见《国师季刊》第3期)；《张子之学》(见《国师季刊》第4期)；《克老山维兹兵法精义》(与顾毂宜合译)(见《国师季刊》第5期)；《王宝嵛先生六十寿言》(见《国师季刊》第5期)；《萧德义士墓志铭》(见《国师季刊》第5期)；《后东塾读书记之又》(见《国师季刊》第6期)；《后东塾读书记之又》(续)(见《国师季刊》第7、8期合刊)；《陈拾遗先生八十寿序》(见《国师季刊》第7、8期合刊)；《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见《国师季刊》第9期)；《历史上焚书坑儒之理论与其实现》(见《国师季刊》第11、12期合刊)；《切己体察》(见《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3期)；《二十九年元旦致词》(见《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4期)；《最前一课之本院》(见《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122期)；《德国兵家之批判及中国抗战之前途——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卷头语》(见《国力月刊》第2卷第3期)；《中国文学史》(1939年作为教材由国文学会在蓝田印行)；《近百年湖南学风》(1940年由蓝田袖珍书店印行，1945年又由求知书店出版)；《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1939年5月收入精忠柏石室丛书出版)。

此外，所作诗、联语甚多。以先生孱弱的身体状况、繁杂的行政和导师工作、再加上认真不苟的教学和课外辅导、寒暑假还受邀赴各地讲学，先生能形成上述成果，实属奋勉。先生在国师期间完成的著作如今仍有多种由后学编校再版。

抗战胜利后，国师和其他在抗战中迁移的学校一样面临复员。在院址的选择上，虽经廖院长反复争取，教育部最终决定国师迁往南岳。这一结果对师生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打击，因为南岳虽为天下名山，但当时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不是一个理想的办学地点。在这种情况下，钱先生没有跟随国师从溆浦迁南岳，而于1946年9月转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执教。解放后，国立师范学院一度并入湖南大学，后分出发展成为今日之湖南师范大学，钱先生在国师的学行一直是湖南师大人所景仰和效仿的典范。

责任编校　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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