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管理

人生而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组织之中。而所有组织最大特征依旧是层级的划分，当我们出生时，我们需要依赖于家庭层级组织，不管我们对这种依赖喜欢与否，它总是我们最好的依赖；当我们步入校园时，那里有老师的权威和教育组织的制约，不管我们对老师喜欢与否，我们总要从他们那里获得知识；当我们走出校园，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时，最具有组织意义的层级性限制和上下级的层级权威才真正开始，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依赖我们的老板。有人说，世界已经扁平化，全球已经村落化，交往已经网络化，尊重已经平等化。但谁又能否认我们的全部生活依旧要依赖于各种权威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组织呢。不管世界发生如何的彻底变革，组织依旧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细胞之一。也许对渴望自由的心灵而言，组织就是监狱，而层级制度又是这个监狱中最有制约性的力量，它随时警告那些渴望自由高飞的心灵：“你仅仅是一个倍受约束的下级”。但没有层级化的组织这个监狱，个人就永远是被放逐的囚徒。我们只能说：“层级是最糟糕的组织形式——除了所有其他形式以外。”但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传统的组织在遭遇当代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时，必须适度变革自身，在一个参与热情和知识经济狂飙突进的大时代，团队精神的培养已经成为每一个公司追随现代管理的不二选择，几乎在所有的拓展性训练中都突出了“集体作战”和“团体编队作战”的意识，而随着大量流动于硅谷、中关村的那些穿着牛仔，甚至是运动衫的不修边幅的雅皮士群体的出现，他们依靠自己的年龄优势和速度优势，靠着知识、技术和笔记本三大秘密武器，往来穿梭于各种高级写字楼之间，与那些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彬彬有礼、表情冷漠的管理者相比，他们就太另类了。热情团队、雅皮士、急皮士们投入全部的热情和叛逆气质，旗帜鲜明地向传统的层级管理开战，嘲笑层级管理的一切做法。情况果真是这样吗？传统的层级管理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了吗？在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果真如此吗？面对这种质疑，依旧有人主张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具有永恒的魅力，它仍然是管理学中的圣经。为了澄清这个争论，我们借助于一些企业的实践来审视这一争论：“层级管理”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秦始皇遭遇比尔·盖茨

张帆在一家特大型的国有企业从事与ERP相关的一些网络建设工作，最近他在E-mail中对我说他正准备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秦始皇遭遇比尔·盖茨》。缘由是他觉得在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中，他们所从事的网络技术部门的工作在高管层眼里是一种很无意义的工作。他索性在暗地里就把领导称为“秦始皇”，他总是抱怨高管们不关心企业的ERP建设，不遵从科学地处理物流、配料与库存工作，即便在进行信息化建设，也只不过是在制造更多的信息孤岛，设置重复，库存管理混乱，采购不规范，市场预测、客户服务的能力不强。却总是因循老一套，他们更喜欢在稿纸上作业，喜欢文件的层层下达，对抗网络技术对于层级管理的渗透和颠覆，否认一个大型企业需要网络的支撑，只在于权威的强化，而不关心哪种管理更有效、执行更科学。而像张帆这样崇尚现代科学管理的雅皮士和急皮士们，当然更推崇微软那样的全数字世界的创始人，于是就有了这个题目。

“法老”的东方邻居

秦始皇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先后横扫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成为千古一帝，甚至成为当今“英雄”。但他性情内向、多疑、专制、暴虐、冷酷无情，杀了两个私生子弟弟，将其母赶出咸阳，发动焚书坑儒。他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求长生不老药等手法与古埃及的法老如出一辙。他们活着的时候盘踞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死了以后则退缩到皇陵的深处或金字塔的底部。有些人认为，“现在的‘法老’出于埃及法老一样的目的建立组织金字塔。工业巨头构建强大的金字塔层级以保护他们的权力、遗产以及大量的现实利益。巨大的层级仅仅是现代组织帝王的‘不朽的工程’”。而敢于对抗“法老”组织的只有那些来自不同时代的年轻人。

与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颠覆传统价值观、留长发、蓄胡子、着奇装异服、消极颓废且崇尚群居，并伴有吸毒等不羁反叛的嬉皮士(Hippies)群体相比。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雅皮士(Yuppies)群体则要高尚得多，他们是“年轻的都市专业工作者”，从事只有受过高等教育才能胜任的职业，如律师、医生、建筑师等。他们无颓废情绪但不关心政治与社会问题，只在意赚钱。这种弥漫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风格，它叫嚷着、叫嚣着，引起了一阵旋风。哈罗德·J．莱维特在其(《自上而下——永恒的层级管理》一书中这样说：“这些极活跃的‘新人类’开始挤进组织的大家庭，他们是硅谷中不恭敬的、热情高涨的高科技小企业。他们不懂礼貌，对所有的管理方式都指指点点，他们轻视‘愚蠢’的官僚规定，进度报告和正常工作时间与他们无关，他们回避参与式管理，并且它们根本不喜欢命令和控制的层级组织”。而与雅皮士相比，一个更新的群体——急皮士(Zippies)又出现了。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借用了印度《瞭望》周刊对“急皮士”描述：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孩子，他们生活在城市或郊区，年龄在15-25岁，在大跨步前进时精神十足的人，他们属于第Z时代。可以是从事学习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具有特立独行的态度、雄心和愿望，冷静、自信和富有创造性，寻求挑战、热爱冒险和无所畏惧。有分析人士指出：“他们朝着目标前进，不相信命运，性格外向，生活态度积极向上，不愿过一成不变的生活。”Z时代的人，他们操纵着四个绝密武器：笔记本、电脑与网络、数字化生存、高速度且精力过剩。他们极力地批判层级组织种下的很多不信任、担忧、冲突、奴性、强权、冷漠、非人性、陌生、焦虑等种子，他们看不到组织的授权，呼吸不到在管理层中的民主空气，体会不到对人性的尊重，指责组织仅仅想雇佣他们的双手，而不顾及他们的感情、欲望、情绪和对尊重的需要。

“回车”就能平等

不管是嬉皮士、雅皮士还是急皮士，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群体特征是具有大致相同的年龄结构，不屑于传统的层级管理，渴望在任何时候都能表达自己。当这些崇尚变革的人群遭遇到极权式的传统管理时，能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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