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学的描述与解释

【摘要】中国新闻史学从1917年的《上海报纸小史》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年了。回顾百年学科发展，辉煌与困境并存。困境主要表现在描述的不断重复及超越描述的乱局。从描述到解释是史学认识论的普遍规律，但中国新闻史学却不能急于求成。因为描述包括了实证和编纂，屡被诟病的重复描述实际上是编纂的，而不是实证的。中国新闻史学仍然需要描述——要补上实证的描述这一课，也就是用以实证为代表的新描述主义代替以编纂为代表的旧描述主义。上半部分通过建立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框架，将中国新闻史学的困境定位到描述所派生的问题上来。

【关键词】新闻史学理论；描述主义；实证主义；可知论；史料

一、引论：中国新闻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从《上海报纸小史》问世的1917年算起，中国新闻史学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到了需要回顾与前瞻的时候。这门学问伴随着民国时期新闻教育的开始，紧跟着传播技术演进的脚步，呼应着政治文化背景的诉求，杂糅着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要素，在摸索中前进、在挫折中成长，形成了以戈公振先生和方汉奇先生的作品为代表的丰富学术成果。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业界的日新月异和学界的交叉融合，中国新闻史学在研究范式上不断推陈出新，表现为叙事框架和研究体系的枝繁叶茂，以及在此基础上个案研究的百花齐放、蜂舞蝶喧。随着专题研究的逐步拓展与深入，内容上的表述规范化、形式上的架构实证化、思想上的诠释辩证化都在加强，一种基于本学科独特气象的研究话语共同体或在形成。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记录者和守望者，沿着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开辟的道路，中国新闻史学界在百年之际交上了比较满意的答卷。

然而，近年来对中国新闻史学的讨论与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除了2008年前后的“大讨论”①和2015年前后的“新报刊史”系列文章②之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圈内外学人总觉得这门学科哪里有点不对劲，林林总总的反思与探索也有不少。概括说来无外乎针对三点：稳固的研究阵地（本体论）尚未明确，合理的研究形态（认识论）尚未界定，公认的话语共同体（方法论）尚未形成。从目前来看，中国新闻史学科难称“繁荣稳定”、罕见“著作等身”、遑论“立于史林”，从救场“垫戏”[1]到正式演出幕布拉开还极需要更多的好成果、大成果。外有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现代”与“后现代”新意迭出的“新史学”冲击，内有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五行八作的方法或“理论”质疑，老一辈学人辛劳创守的舞台有渐被鲸吞蚕食的危险。中国新闻史学是接受虚假的“开枝散叶”，还是直面痛苦的“分崩离析”，是非常值得警醒的问题。

圈内外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困境，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感觉[2]、思路或模型。虽然众说纷纭，但目的只有一个：认识并超越困境。本文同样意在于此。新闻史学依托于新闻事业，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大家庭，它固然是新闻这个学科的历史。毫无疑问，把准中国新闻史学的困境，最终要依靠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和立场。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对“新闻”作为“史学”定语而存在的广泛认同③。中国新闻史学是历史的科学[3]，哪怕仅作为一种求索的向度，也尤其值得重视。学科的历史还是历史的科学？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辩证理解，决定着中国新闻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将新闻史学纳入专门史之一种，与可作参照的经济史、法律史等按史学的标准来比较，其处境并不乐观，而其原因正出在“专门”与“史”的平衡上。史学思维的欠缺在困境和对困境的认识上同时出现，“历史的科学”这一命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释。

作为历史的科学，一些公认的史学理念应当用于对困境的“诊断”而作为本文的起点，例如：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史学本体论关注研究的本体、对象，也就是阵地、圈子，给了史学家一个大致的活动范围；史学认识论关注研究的层次、水平，也就是战略；史学方法论关注研究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就是战术。史学本体论譬如鸟瞰哪些山头、哪些矿脉属于新闻史学，并把它们作为主攻的方向。史学认识论譬如在选定目标之后，确定是向高处攀还是往深处钻，攀多高、钻多深？这就决定了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也就是史学方法论。这三个方面是联系的、相互依存的，譬如高度和深度决定了使用什么工具。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没有机械的先后顺序，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告诉人们应该登哪座山、挖哪座井，这里的山和井符合“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的譬喻。史学本体论是在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调适与和谐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本体论困境是中国新闻史学三大困境中应当最先考虑、最后解决的：它未来是一个学理问题，但过去和现在是一个常识问题。说中国新闻史学存在“几乎没有任何边际的研究范圍”[4]并不准确，已经“摸着石头过河”百年的历史足以证明“研究范围”并不是阻碍前进的迷雾。中国新闻史至少由三部分构成：基于媒体内容及其传播的内容文本史，关注“新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侧重于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基于媒体业态及其社会关系的新闻事业史，关注媒体与政治经济的互动，侧重于媒介经营管理及社会联系；基于人本主义关注新闻从业者的新闻人物史，关注优秀代表人物在媒介内容进化及其影响力提升中的角色，侧重于将历史必然性与人物偶然性的统一。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绵密交织，可以看作新闻史学研究的三位一体。譬如说，研究史量才就必然涉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申报》，挖掘“《苏报》案”就不能回避以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④绵绵发力，久久为功，功到自然成，中国新闻史学的本体论困境终将顺理成章地解决。

所以，中国新闻史学亟待解决的困境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而这两者的轻重缓急同样可用比喻来厘清：认识论像登哪座山、挖哪口井，有高低深浅；也像选定一个合理的目的地，有远近难易。如果把认识论看作目的地，方法论正如乘坐的交通工具，这两者是辩证的：可以根据交通工具来确定走多远，也可以根据目的地来确定怎么走。中国新闻史学面临的困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糅在一起的，“走多远”和“怎么走”的问题并存，先解决哪个？愚以为是前者。在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交通工具已经很难桎梏人类的行程，更为关键的应是选择有意义的去处。哲学社会科学的“工具箱”同样充盈：社会科学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五花八门，即便作为人文和传统的史学也受到“专业规范”、年鉴学派、后现代等几轮或多或少“新史学”的洗礼。中国新闻史学可“拿来主义”的方法论太多而“乱花渐欲迷人眼”：它并不缺成熟的方法论，缺的是对所处认识阶段的合理评价。

推荐访问： 史学 中国新闻 描述 解释